（资料图：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苏联天才诗人，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933年他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转运营。图片源自网络）
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地位，布罗兹基评价为“文明的孩子”，而因为曼氏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布罗兹基将她称为“文化的遗孀”。这是一个大诗人对另一个大诗人的价值重估，也是一个曾经遭受国家驱逐的人对另一个待遇更坏的人的深刻同情和尊敬。两个含义丰富、准确又深远的意象，似乎已经说尽了，但只有我们开始阅读，才能感受到这种丰富性的回响。它不仅冲击阅读体验，同时也冲击着生命体验。
我说的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诗歌流派阿克梅派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被称为该流派的三驾马车。命运都不曾善待他们：古米廖夫被枪决，曼德施塔姆被逮捕、流放，最后死于远东的集中营（甚至没有确切的死因与具体死亡日期），阿赫玛托娃虽然待在家里，伴随她的却是儿子作为“人质”，以及终生的恐惧。
这部回忆录所写的，正是诗人夫妇从1934年到1938最低谷的时期。在苏联大清洗的1930年代，曼德施塔姆被捕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他写了一首讽刺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只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那个杀人犯和农夫斗士……”
作为诗人妻子，娜杰日达也投身到了那个年代家属“四处活动”的潮流中。她找到党的高级干部布哈林，通过布哈林的斡旋，得以改判流放沃罗涅日，得到近4年的“奇迹”。只是这对夫妻并未想到，曼德施塔姆的命运在严酷的1930年代基本定型，虽然他不是上层人物，但他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他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展现——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这一切都被陪伴他经历恐怖岁月的“黑暗同志”娜杰日达所铭记。收到丈夫死讯后，娜杰日达也开始了流亡之路，她四处躲藏，万幸没有再落入契卡人员之手。早在曼德施塔姆去世前，娜杰日达就开始谋划如何保存丈夫的诗歌：手稿、抄本。她有意识地收集诗歌档案。但鉴于那个年代告密盛行，不少所谓的诗歌爱好者就是身负任务的人，除了四处存放抄本之外，娜杰日达用背诵的方法来保存曼德施塔姆的作品，诗歌，散文，她说自己能倒背《第四篇散文》。当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她流落到一个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当纺织工人，她在晚上上班的时候背诵丈夫的诗，白天则去莫斯科“四处活动”，“上访”，打听消息。
像娜杰日达这样作为流亡者、甚至是有罪者的妻子，作为未亡人的身份保留丈夫的思想，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不乏其人。曾经作过曼德施塔姆庇护人的高级干部布哈林，后来也被斯大林清洗。他被捕前所写的致苏共中央的信，是由他在监狱和集中营熬了二十多年的夫人背下来的，直到80年代才公开发表（布哈林1937年被清洗）。
在斯大林死后，环境有所松动，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娜杰日达的境遇稍有好转，她可以在一所学院教书，找到一份教职，获准回到莫斯科远郊居住（依然是政治上的次等人），直到60年代中才获准回到莫斯科，1980年去世。但诗人的遭遇很难说改变了，平反可以限定在纸张上，但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则困难重重。在“另外的知识分子”那里，很显然并不太想听到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娜杰日达始终在为丈夫的书出版奔走、期待。她从60年代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曼德施塔姆的诗集1973年终于出版，她却不满意。她的回忆录刊发在《塔鲁萨之页》上，这是塔鲁萨这个莫斯科远郊小镇的地下文学刊物，创办人有中国人较熟悉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录一共写了84个章节，在1970年传到了西方。
作为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在那些年里她写的最多的是各种申诉材料，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她是非专业的写作者，但这部作品则不仅让她成为了作家，而且这是一部一流的散文作品，置之于俄罗斯的文学回忆录传统中，依然是一流的。这有曼德施塔姆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这位女性娜杰日达自己的东西。
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回忆录一样，通过娜杰日达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知道曼德施塔姆的创作，他的诗歌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触发——从评传的角度，没有比她更能联系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与时代关系了。这既包括曼德施塔姆早期的诗歌，二十年代与左翼文学观念的不同，也有带来噩运的讽刺诗、最后救命稻草般的颂诗。但最重要的是曼德施塔姆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喷发”的那批作品。还有就是让读者从整体性上把握曼德施塔姆的诗歌。
和“苏联的”文学回忆录最大的不同，是置身在大恐怖时代最为绝望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察与反思。他们所经历的流放是比沙皇时代更为残酷的，生死往往在一瞬间，而最为残酷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变，高度恐怖与高度噤声。娜杰日达写到的作家友情，正是这种氛围下的点滴。怀着巨大的恐惧，也是怀着巨大的勇气，比如她和曼德施塔姆终生的好友阿赫玛托娃，什克洛夫斯基一家的留宿，帕斯捷尔纳克的关注（是他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传达重新处置曼德施塔姆的“喜讯”），还有她在纺织工厂时工人的帮助。最值得留意的，是她当时的房东，一对工人夫妇，“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
两位房东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工人。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世代无产者。”她提到那些在沙皇时期曾躲在她家的政治鼓动家们：“他们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是另一套！”夫妻俩都对那些审判案件极其不满，男主人常常厌恶地把报纸一扔，说：“瞧他们用我们的名义都干出了什么好事！”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是在夺权。”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作工人阶级专政，这让夫妻俩感到十分愤怒：“他们是用我们这个阶级搞乱你们的脑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p391）
可以想见的是，作为新政权的边缘人物，政治上的潜在敌人，曼德施塔姆夫妇在同道那里所受到的冷眼屈辱，在昔日朋友那里感受到的世态炎凉，都要比上述例子多得多。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方有抱怨和控诉的权利，娜杰日达并未滥用这种权利。作为被侮辱的一方，她在追溯这些往事时，虽然对一些人毫不客气，但还是相当克制，没有过火地清算。她有自己的判断，但最为可贵的是她着眼于陈述历史，还原事情的真相。
在这部书里，娜杰日达是怀着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反思精神的一个人。尤其是反思力度，从思想上支撑了这部回忆录的价值。
娜杰日达关注的重心在诗人丈夫身上：他的创作，他的诗歌，他的理念，他的遭遇——正是流放的经历促使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去反思个人与世代的关系。必然是从身边人开始，政治理念与诗人的关系开始，才推及到政权与个人，乃至大清洗是如何发生，才来思考制度起到了何种作用。在她为这段历史所作的证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她不仅正视写谤诗的曼德施塔姆，也接受写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但她明确地知道写一首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与更多的写颂诗的文学家、作家、诗人之间的区别。对何以称为贱民的历史成因作出了解释，这就是：二，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的急剧退化，为一种制度所屈服，进而为一种思想所钳制，最终为之服务，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她对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比较，得出人道主义衰落而暴力、专制主义上升的结论。
在不安、恐惧、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涯中，娜杰日达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经历的追问。这84章看似没有联系的短章，那些丰富的细节与其说归功于长期背诵丈夫诗句的女性，不如说流亡生涯是如何深刻地打开了一位作家的世界。这些回忆散文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反思、消化，它们包含了由来、合理性、不合理、未来的疑问。它们这里有“时代的喧嚣”，更有时代的秘密。众所周知，在娜杰日达晚年，虽然回忆录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但她所期望的，无论是曼德施塔姆的清誉、作品出版，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所见甚微。
在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娜杰日达在铁路边的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住下来，因为这里经常会见到运送囚犯的闷罐车经过：
“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即我有朝一日能在闷罐车的车窗（实为一道缝隙）里看见奥 曼的脸庞……”
说这是伟大的文学的感人力量是轻慢的，尽管它是何等的感人！“一切文字，我最爱血泪所写者”，这“最爱”也有轻慢，它让生者感到自责和愧疚。娜杰日达展现了一位伟大女性的坚强与忍耐，这种力量在这些文字里，这些揭露里，也在这些为文字所略去的冗长时间里。别忘了那些没有写下来的、全部是等待、恐惧、绝望、争吵的时间。娜杰日达的一个反思是：在遭到殴打、踩踏时，是发出哀嚎还是保持蔑视的沉默来回敬刽子手？她的结论是：
“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娜杰日达最让人尊敬的是：她不仅仅发出了哀嚎。
附文章原标题及图书信息：《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勇气》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作者: [俄罗斯]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译者: 刘文飞
出版年: 2013-9
丛书: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49538560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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