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加坡一直以“有民主、无自由”闻名（香港正好相反，是“有自由、无民主”），在各类新闻自由榜单中，新加坡的排名也是相当靠后，与之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媒体人和普通民众并没表现出追求自由的强烈意愿，而是相当温顺。不像香港人，最近因为一家以播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为主的电视台没有获得牌照，就炸开了锅，昨天爆发了12万人游行，普通民众的参与度甚至超过了此前的反国教运动。
当然，香港人的游行不全是因为香港电视（HKTV），它与香港近来的整体政治气候关系紧密。同样，新加坡人的温顺也并不仅仅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它是由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一手塑造的政经体制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媒体制度方面的书，深深感到李光耀是驯服媒体的高手。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媒体必须服从新加坡的整体需求，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高于新闻自由。这种观点本身不算什么，因为我们也天天听到类似的说法，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成功推行这种观点，使其获得广泛的接受，而不像某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样，成为一种表演性质的闹剧，谁都不信。
李光耀的秘籍在哪？以一篇文章的篇幅，很难概括完全。以下我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若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我刚读完的书《Freedom From the Press》。
二
李光耀的媒体管理有一整套自洽的理论支持。律师出身的他，喜欢和人辩论，他的理论水平远远高于“三个自信”之流。
例如，他的理论核心之一是：报纸不是想登什么就能登的，为什么？因为报社的股东和编辑记者都不是新加坡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而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则是票选的结果，是民意的选择。有了选举民主这一有力的抓手，李光耀及其政府便拥有了至高的合法性，而媒体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因此需要接受民选政府的监管。
再比如，他一直坚信，新闻自由不过是媒体的老板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李光耀真心信奉这种观点，并且根据这种理论设计出了驯服媒体的策略，而且还相当奏效。
这一策略的核心之一是：从1970年代起，要求所有报纸改制，必须改为由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看上去这是相当冒险的做法——想想国内的情况吧，一直以来，市场化运作、媒体上市被许多人视为开辟自由的路径。要想上市，媒体的核心采编业务往往需要被剥离，据说某报业集团就是因为内容屡屡犯忌而上市未果。可是李光耀却强令所有报纸上市，他疯了吗？没有。因为他知道，上市公司最大的目标便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为股东尽可能赚钱，规避风险。很遗憾，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新加坡报业，不会冒险越界。
三
上述强令报纸上市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实现的。实际上，立法正是李光耀驯服媒体的主要方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立法，他在没有宣传部的情况下也能轻松搞定媒体。
比如，他在推动报纸上市之后，又推动了报业股票分级的立法。所有报社的股票必须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股权，大众可以持有；另外一种是“管理型股票”，这种股票的投票权是普通股的200倍，政府决定这些股票的归属。这样一来，政府对报社管理层任命等重大事宜便具有了完全的发言权。
不过，政府一般不会亲自持股——新加坡的报社全都是私有的，广播电视则是国有。那么，政府把管理型股票给谁呢？换言之，谁才是政府信得过的呢？
答案是：大银行。按照李光耀的说法，银行业的商业利益决定了，它们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
他还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样一来，股权极其分散，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报社的走向。
你不得不佩服李光耀的智慧（或者邪恶）。他不光在嘴上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还真的利用其虚伪本质实现了对媒体的驯服。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四
李光耀和外媒过招的经历，也是相当精彩。对于那些不受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外媒，他不是整天气呼呼地抱怨“妖魔化新加坡的背后”（虽然他的确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外媒对新加坡的不公正报道），而是再次祭出立法的武器。
这一次，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对于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媒体，如果政府认为它在关系新加坡的议题上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便可以限制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
李光耀深谙媒体的运作：依靠发行量获得的广告是媒体的命脉。如果发行量被限制，广告商便会不满，媒体也就硬气不起来了。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李光耀并没有表现得像个专断的独裁者。他在遭到“歪曲报道”之后，往往会由手下写信给发表报道的媒体，纠正其中的“差错”，并要求全文刊登。如果没有刊登，或者删节刊登，才会真正执行处罚。第一个被处罚的是《时代》周刊，因为它只刊登了信的部分内容，并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在新加坡的发行量被从18000降到了2000。后来，《时代》只得刊登了信的全文，8个月后，发行量恢复正常。
在执行发行量限制的时候，有的媒体叫屈：你是在损害我的订户和读者的利益！《亚洲华尔街日报》就曾这样抗议，李光耀的回应也很聪明：好，如果你真的是在为读者利益考虑，那么你可以仍然在新加坡发行那么多份报纸，但是这些报纸上必须没有广告。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这不可能啊，广告和新闻是一体的，难不成我还专门安排人一份份地把广告裁掉？或者专门制作一个没有广告的版本？这成本谁来承担啊？
李光耀说：没关系，你要是觉得囊中羞涩，新加坡政府可以补贴你因此而产生的一半费用！
最终，《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光耀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为读者利益考虑，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罢了！”
还有一次，《泰晤士报》惹到了李光耀，说他“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李光耀的做法是，写信邀请作者跟他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主编回信说：这不可能，因为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的。
李光耀早就预见了这一招，他事先已经写信给他的朋友：BBC主席。后者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并提供一位中立的主持人。
《泰晤士报》主编估计根本没料到李光耀还有这一手。不过他又找了个理由，说两人应该通过同样的媒介来辩论，也就是在《泰晤士报》做出回应。
李光耀于是真的写信给《泰晤士报》，对作者不肯同他当面对质表示遗憾。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封信，于是李光耀又在《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从那以后，那个作者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新加坡的文章。
这样的来回过招，让人不服不行。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他还说，在互联网时代，搞屏蔽的国家肯定会失败（新加坡的确没有因政治原因屏蔽过任何网站），真正有效的做法还得像他那样。
当然，他的成功和太多新加坡独有的因素相关，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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