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防长哈格尔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影响区域稳定，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亦表示强烈抗议，称此举“有可能引发冲突”，甚至要求中国政府撤回“识别区”。有媒体预测，“防空识别区将成为中日下一轮较量的核心”，亦有媒体建议，“中国应停止对日加压”，“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这些提议能否为中日关系减压？
目前有包括美国、日本在内共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划设防空识别区。日本“防空识别圈”为北、中、西、西南四个区，距其海岸线最远达600公里，西部距中国浙江沿海仅130公里，不但覆盖钓鱼岛，甚至跨越日本自己主张的东海“中间线”，覆盖春晓等中国油气田。对此，日美不担忧“引发冲突”，而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却担忧“引发冲突”，何故？中国以前没有设定防空识别圈，盖因防空力量相对落后，现随着中国空中预警能力增强，为即时抵御外来威胁，设定防空识别区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未见得不妥。
防空识别区一般以领海基线为准。去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领海基线”，强调钓鱼岛及周边海域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外国船舶通过中国领海须遵守中国法律，不得损害中国和平、安全、秩序。”毋庸置疑，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圈，同样有维护钓鱼岛主权之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中国外交部还发表声明，希望日本“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谅解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日本始终拒绝接受中方建议，致紧张局势始终难以缓和。中日紧张事态升级，实则是一个双方均骑虎难下的结果。
《（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钓鱼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称：“自明治18年（1885年）以来，日本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考察，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才将其编入了冲绳县。”但日本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第575页明确记载，1885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信内务卿山县有朋，称：“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日方“见解”与“文件”记载实则有自相矛盾之处。
尽管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但中方一再强调“搁置争议”，目的就是为了缓和局势。但是，日方始终不理会中方建议。今年5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声称：“说日方在过去同意搁置，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谎言。”但1972年11月6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涉及领土问题”的质询时，答称，“不触及尖阁群岛（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主权问题，显示了‘冻结’或‘搁置’的方针”。 1979年5月31日，《读卖新闻》以“不要让尖阁（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日中政府已达成谅解，即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
媒体将提交国际仲裁作为解决领土争端的优先选项，实则有很多可探讨之处。国际仲裁的前提是有领土争端的双方都认为其存在争议，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而仲裁的结果缺乏执行上的约束力也是国际上的共同认识，国际仲裁的最大作用往往是取得国际舆论上的支持，并为最终解决提供铺垫。以日本为例，日方强调“俄罗斯持续对属于我国固有领土的北方领土（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进行无法律依据的占领”；“竹岛（韩国称独岛）的主权属于日本”，并未提交国际仲裁。而且，2011年10月1日出任国际海洋法庭庭长的柳井俊二是日本人，早在1961年即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1997年任外务省事务次官，目前是安倍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专家会议主席，但日本仍不青睐国际仲裁。回到钓鱼岛问题上，在中日双方都强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情况下，提交仲裁似是双方都不愿采取的选项。若否，日方为何不作此选择，以获取其强调的“法理依据”？
今年8月4日，曾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工作的原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不仅回忆了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时的情况，称“我认为双方就尖阁（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达成搁置争议的默契”，而且认为，“解决国际争端通常有三种方法，即外交交涉、司法解决和搁置争议。搁置争议是管控尖阁（中国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局势的唯一方法。”这一当事者的见证和理性的建议，当获得重视。惟其如此，才能使中日冲突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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