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对北京井下穴居者的报道触动人心，也引发了众多评论，其中不乏奇谈怪论。@评论员杨禹就声称“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只救急不救穷”。在发改委城镇发展中心就职、在央视兼职的杨禹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能好好学习官方的表态。早在2002年，新华社就曾发表通稿“救助功能日趋完善 中国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初步形成”，通稿的导语部分写道“中国政府开始向城镇贫困家庭提供医疗、住房、教育、交通等专项救助，使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救助功能日趋完善。”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救穷”？
在同一条微博中，杨禹还声称“蜗居城市是其自主选择。一个文明社会不保障每个人都不贫穷。”事实上，纵观杨禹的不少评论，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体系基本能够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强化政府权力，大V什么的都该好好管起来；二是推卸政府责任，你们住井下是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在乡下有地有房，可别埋怨政府（在这里，他有意忽略了在乡村无法挣到足够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并交清计生罚款的事实）——当然，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塑造政府功绩，所以，恒大夺冠也可以被他解读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在理解政府权力和责任问题上，秦晖的“权力责任对等论”是一个非常简洁而有解释力的模型——你可以拥护大政府，支持政府干预，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你也可以帮政府减轻肩上的许多责任，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相应削弱政府的权力。如果你既想让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又想尽可能帮它推卸责任，那就是在耍流氓了。事实上，用这三个字形容杨禹的言论并不为过。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减少贫困乃至消除贫困，还为此专门设立了“国际消除贫困日”，但在杨禹的心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必追求的目标。
要说文明社会，我相信的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杨禹的言论不会有什么市场。
针对《新京报》的报道，还有另一种言论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记者的报道导致政府采取了封死热力井的措施，让穴居人们彻底无所栖身，所以这样的报道是不明智，甚至不道德的。
已经有若干媒体人对这种言论做了评价。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今天（12月9日）传来的好消息是，穴居人王秀青已经和北京某高校达成初步意向，该高校向其提供月薪3000至4000元的工作，并提供食宿，他今明两天就会去上班。
在一些人看来，让这个社会对穴居人的生活保持无知或者假装无知，似乎就是最好的状态。这两天我刚好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篇由传播学者Cees J. Hamelink发表的题为“Social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Whatever happened to communication?”的文章中，他说：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无知来维持的。
Hamelink是值得尊敬的学者，他的很多观点令人受益。但就这一条观点而言，似乎难以让人信服。
当然，他的这个观察本身是非常有洞见的。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往往对彼此知之甚少，但也许恰恰是这种无知使得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如果都对彼此知根知底，说不定就会反目成仇。这种无知还支持了今天的粉丝文化，粉丝们看到的明星偶像，都是精心包装的结果，他们所知道的只是表象，甚至是幻象，但恰恰是这种无知维系了粉丝与偶像的联系，支持了庞大的粉丝经济。在国与国之间，如果对彼此的底细并不了解，往往并不会大动干戈；如果真的清晰了解了对方的意图，一场大战或许在所难免。
尽管在相当多的场景下具备解释力，但这种观点也有明显的破绽：无知所带来的“和谐”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脆弱的和谐，一旦某一方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这种和谐很可能会被迅速打破，并且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而只有真正建立在知情、了解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稳固的、有机的和谐，它并不会因为信息的流通而陷于崩溃。
在穴居人的例子中，媒体报道之前，不过维持着一种虚幻的、脆弱的“和谐”，它很可能因为一次事故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媒体的报道，尝试打破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之上的假和谐，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举动（当然，报道的具体技术细节上也许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是否有刻意放大悲情之嫌，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而媒体的力量和责任都有限，无法保证知情之后一定会带来真正的和谐——要达到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尤其是政府的作为。
从这个角度说，有些人当然不希望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之上的和谐被打破了——一旦打破，他们又得花费口舌去帮政府推卸责任，同时又不放松那攥紧了权力的手。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