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秦晖：​晚清儒家与西学东渐——2009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一、反传统与尊传统的共同点

　　 上个月刚过了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什么传统问题，什么东方西方问题，又是一个讨论的热潮，但是那个讨论其实没有展开。实际上从现在看起来，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了，我觉得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五四也好，关于晚清这一段历史也好，我看现在基本上是两种声音占主流，一种声音还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五四反传统是反得对的，当然比较激进的人认为反得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面临传统的罪孽，我们要把五四的反传统继续下去。这里头讲的传统，一般都是讲的儒家，反传统对不对，就看你讲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就像所谓现代化对不对，就看你对现代化的定义是怎样的？另外一种声音反过来认为五四是很糟糕的，因为它把我们的传统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是很不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说西方不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牛了。这些人当然对五四这种“反儒”的倾向，或者是“西化”的倾向很不感冒。

　　 这两类人的观点好像是针尖对麦芒，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两者共同的，就是他们认为西儒不两立，有些人说学习西方，就应该肃清儒家的流毒；但是有一些人就相反，认为现在应该弘扬儒学，抵制西化。

　　 我们今天要反思这个事。我们恰恰就是要讨论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的共同的基础，就是“西儒对立”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到底成立不成立？当初西学引进中国的时候，谁最欢迎它，谁最反对它？西学在近代引进中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的。

　　 这里我首先要讲什么是儒家。就像什么是西学一样，或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西方号称基督教文明，但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都大。其实儒学也一样，在中国自董仲舒以来，就没有人说自己是反儒的。但是，在都号称是儒学的人那里，好多差异，恐怕要比儒与非儒都要厉害。

　　 二、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下的古儒

　　 我相信当代语言哲学大师索绪尔讲的一个话。他说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就是所谓的能指，他是用来表达一种意含的，被他表达的意含，也就是所指。这个能指是一种符号，它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服从所谓的“任意原则”。所谓任意原则就是从理论上讲，一套符号你可以任意解释，你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民主，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专制；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革命，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反革命，这两者的空间非常之大，它几乎是任意的。

　　 可是如果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讲话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讲的话完全没有确定的意思，这个背后的意思可以随便颠来倒去。那么我们讲那个话到底能表达什么？索绪尔讲到，讲话其实还是有意思的，他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原则，但是不同的象征符号之间存在着互相抵触。互相排斥的这种关系，是使我们的语言具有确定含义的条件，也就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服从所谓的“差异原则”，或者说又叫做排斥原则。讲得简单点，就是无论我们宣传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些理论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往往都是用一些Good

　　 words，就是好话来构成的，不管是仁义道德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公平正义也好，共同富裕也好，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等等，都是好话。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主张就是要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杀人放火，没有人这样讲的。但是，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取决于他要用这些他所主张的Good

　　 words来排斥一些什么。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每个人宣传一种东西，其实都有一种针对性，就是它到底要用这个东西来打谁，用我的话来讲，他的假想敌是谁，他要用这个东西来排斥什么。他主张什么，是通过他排斥什么来体现的。

　　 讲得简单一点，比如说一个儒者，在那里大讲仁义道德，他讲的仁义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取决于他想针对的那种他认为是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有人说，西方社会是一个万恶之源，那里的人都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等，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排斥的对象，有了一个差异的指标。同时他的仁义道德就有了一种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跟西方的那一套不同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要拒绝那一套东西。

　　 同样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儒家的这套话语也有它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呢？大家知道，儒家的基本概念就是王道，他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霸道。我们知道儒家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以前是周，以后就是秦；春秋战国之际，是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是周制在衰落，秦制在兴起。秦以后，大家知道那就是法家的那一套，就是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代表了在周秦之变这个历史背景下，主张周制、反对秦制那些人的价值观。大家知道孔孟都是张口闭口要恢复周公的那一套：三代盛世，周公圣人。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坏乐崩，越来越糟糕，一直糟糕到秦，那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了，然后就发生焚书坑儒。儒和法的斗争，当然最后是法家胜利了，建立了秦制。儒家对此是痛心疾首。后来虽然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在对儒家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所谓的“独尊儒术”。秦汉以后，统治者就不怎么讲法家了，开始讲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做的还是法家，历史上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儒表法里”，或者叫做“阳儒阴法”。讲的简单点，就是儒家的那一套能说不能做，法家的那一套能做不能说，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只做不说的，有很多东西是只说不做的。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好象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儒表法里”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儒家只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往往是很难落实的。

　　 那么，不较真也罢了，如果你要较真，那肯定就不会满意。因此，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当然我这里讲的传统的儒家，是真正有点追求的；那些想通过读几本儒家的书，通过科举考试弄一个官来做做，这种人就不算——真正有追求的儒家，往往是牢骚很多的，往往是对现实极度不满的，不管是批评儒家的人，还是弘扬儒家的人，恐怕对这一点都不能否认。比如说我们以前五四的时候，很多人骂儒家，就说儒家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复辟，是历史倒退论者，他们老是说“今不如昔”。大家知道当时的鲁迅先生是很反儒的，他就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叫做九斤老太，来形容儒家的那种观念。儒家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三代是盛世，夏商周最好，秦以后就堕落了，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据说九斤老太就是这样，甚至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一代比一代轻了，九斤老太经常讲，我们那个时候孩子生下来有九斤重，现在只有六、七斤重了，反正是现在什么都不如以前了。

　　 那么，批评儒家的人说，这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肯定儒家的人，比如说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也觉得儒家经常是不满现实的。但是他们说，这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当承担一种社会批判功能，儒家的这种言论恰恰就是最可贵的，要的就是对现实不满。

　　 但是那个时候的儒家对现实不满，是对什么不满呢？难道是对西学不满吗？明清以前有什么西学呢？当然不是的，那么明清以前的儒家，他们对什么不满呢？当然就是对霸道不满，对秦制不满，在他们看来，三代是盛世，以后就礼坏乐崩，越来越不像话，儒家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三代去，重建三代的盛世，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家搞的那一套。

　　 三、“反法之儒”学西方并不是因为战败

　　 在我看来，根据索绪尔的这种分析，儒与非儒并不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是赞成还是反对儒家，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真正大的区别，在于那是“反西之儒”，还是“反法之儒”。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法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儒家，而另外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西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去弘扬儒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就今天而言，“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儒与非儒的区别。

　　 尽管中国的古儒历来有反对法家的传统，然而在晚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西学大举进入？人们对中国本土那一套产生严重的怀疑，对西方来的那一套都表现了非常高的热情，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导致这种现象的中国的思想流派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我要讲的“反法之儒”。关于这里，我要提到我以前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晚清中国人对我们自己那一套的反感，和对西方那一套的热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现在有些人说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了。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于是我们就发现人家船坚炮利，于是我们就对西方的“器物”产生了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发展军火工业。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洋枪洋炮，有了军舰，甲午战争又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就理解到，好像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被西方欺负，于是我们又感到我们的文化不行，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不行，于是有了五四，就开始从文化上，或者从国民性上去学习西方。

　　 这样解释，其实都是建立在西方把我们打败了的基础上，我们感到西方是强者，所以我们要学强者。可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在我国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难道以前我们没有被别人打败过吗？这里我讲的“我们”是特指中原的农耕文化政治实体，当然这现在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那个女真人算不算“我们”？如果女真人也算我们，那岳飞是不是算分裂分子，反对统一？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历史上我们讲的华夏，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主要指的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当时都是属于外敌。满清在入关以前，当然也算外敌。他们是什么少数民族，那是今天的说法。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会这么想的，否则岳飞怎么还会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血，你说这是同胞？说那个女真同胞也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观念？

农耕文明的中国汉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打胜仗的；历史上被打败，应该说是常有的事。而且，如果真要讲被打败，晚清的中国算什么被打败，就算鸦片战争我们败了，甲午战争我们也败了，那“我大清”不还是照样在吗？那些“夷狄”不也就拿掉了我们的一些边疆吗？虽然“夷狄”也曾经在这一段时间两度闯入北京，在我们党校附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很快他们就走了。不管他们是畏惧于“汉官威仪”，还是害怕所谓的“人民反抗”，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把“我大清”给灭掉。可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汉族王朝被灭掉的难道少吗？不往前说，就看清以前的明，不就是被满清灭掉的吗？清朝人说，你们明不是我们灭的，你们明是自己族灭的，是李自成灭的；明不亡于清，而是亡于流寇。这是清朝为了标榜自己不是欺负人制造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就算是李自成灭了明，那么清把李自成打败了，不也是把汉人打败了吗？李自成建立的顺朝不也是个汉族王朝吗？更何况大家都知道，其实李自成在打下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那个时候南明，也就是崇祯所属的那个集团，还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南明总不是被李自成灭掉的吧。大家知道李自成死了以后，余部都投向南明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