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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建英。這篇文章寫了一個真實的王蒙，也寫了劉曉波。
被大陸媒體包括網站拒絕刊登。（本刊資料）
● 金鐘按：查建英（筆名扎西多）出身於北京知識分子家庭。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留學美國五年，回國，又返美。從小說到非小說，從中文到英文，是少有的活躍於中美文壇的作家之一。近年轉向紀實性創作，○六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七年發表《國家公敵》，描寫還在獄中的她哥哥查建國的理想主義人生。本文英文原載今年十一月《紐約客》，中文經作者校訂，交付本刊發表。主角王蒙是一位老資格的官方作家，曾被中共力薦爭諾貝爾文學獎。本文透過他一生沉浮榮辱，展現依附於官方體制的精明的生存之道，一定程度上是當代中共精英層雙重人格的心理寫照。從公敵到公僕，一個政治犯和一個文學官僚的傳奇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作家把握敏銳的社會題材的卓越能力。作者和劉曉波相識，也是零八憲章的簽署人。文章描述王蒙的同時，也將這位因言獲罪的獄中獨立作家作了對照，含義不言而喻。
二○○九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發表演講，是時座無虛席。這是書展最後一天，中國作為此次盛會的年度主賓國，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國共產黨下屆總書記接班人習近平與德國總理一起為中國主題館揭幕。鋼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蘭克福歌劇院與德國藝術家們同台演出。還舉辦了京劇表演、中國民間藝術展覽以及討論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的論壇。
七十六歲的王蒙可能是中國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個子不高，儀表整潔，戴著黑框眼鏡，滿頭黑白相間的頭髮，他著述廣泛，作品幾乎涵括各種體裁。作為前任中國文化部部長，他對典禮應付自如。在法蘭克福，王蒙被問及他的國家的文學現狀。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說：「中國文學發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中國現在有上百種文學刊物，諸多作家在從事純文學創作，全國每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有上千部之多，中國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學大國。」
王蒙曾尖刻攻擊劉曉波，輕蔑語調相當刺耳
他這番評論在中國互聯網上受到了嘲笑。一個博客作者將中國當代文學比作中國製造的產品：量多，價廉，低附加值，毫無品牌。頗受歡迎的年輕博客作者李承鵬把王蒙稱為謊言家和馬屁精，他說：中國大部分文學刊物「都是假話加變態刊物，有諸多作家從事純文學創作，也就是拿國家的錢從事廢話加鬼話創作……王蒙的這個思路和各行各業的泰斗是一樣的，只要夠大夠多夠濫，中國的一切……都處於最好的時期。」幾天之內，這篇博客文章點擊次數超過十五萬，收到數千條讀者評論。對於年輕的中國網民和博主們，王蒙就像是又一個出賣了自己良心的老者，一個沒有靈魂的體制的代言人。
這些譴責讓人想起九○年代的一場爭論。一九九四年，來自南京的年輕批評家王彬彬發表一篇文章，題為《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王彬彬認為，很多中國作家擁有嫻熟的生存技巧，但當說真話變得危險的時候，他們缺乏說真話的勇氣。他舉的一個例子便是王蒙。
王蒙當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作為回應，堅持說年輕的批評家是在追求攻擊名人的效應，是紅衛兵風格，主要目的是為了出名。但王蒙輕蔑的語調相當刺耳，尤其是當他攻擊從文學教師變成人權活動家的劉曉波的時候。在一篇題為《黑馬與黑駒》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標題中的「黑駒」）是十年前的「黑馬」劉曉波的廉價翻版。劉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抗議中，他是一位勇敢的活動家，後來被監禁一年半。整個九十年代，他在監獄和勞改營之間進進出出。身處警察監視之下，被禁止在中國教書和發表文章，劉只能為香港或海外異議雜誌寫作，他被貶抑在異議份子的邊緣群體中，在暗影下生存。在文章中，王蒙無情地嘲笑劉曉波：
「約摸十年以前，文壇上出現過一匹黑馬，作叱吒風雲、橫掃千軍之雄姿，吐目空一切、自我做古之大言……自吹自擂，自吆自賣，在引起竊笑的同時也還吸引了一些目光，更還受到了幾個看著名人大家老是不忿，而又生不逢時，沒有給名人大家戴高帽子遊街的機會的胸中不平的年輕人的喝彩。」在筆鋒如此尖銳地指向文革之後，王蒙問道：「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這居高臨下的語氣令人不寒而慄。王蒙怎麼能以他享有的全部特權，來攻擊一個無法公開發言的政治犯？很多人覺得，王蒙這種做法已經淪為人格謀殺。一位北京朋友對我說：「在青年人眼中，王蒙這下完了。」王蒙在自由派知識份子當中的聲譽再未能完全恢復。
在中國文化生活中，這是那種幾乎相當於地殼滑脫的時刻之一，一條裂紋變成了一道鴻溝。王蒙可以被譏諷地刻畫成一個御用詩人，別無是處；他的對手劉曉波，則可以被視為一位倒楣的受害者，僅此而已。這種極端的對照提供了一種眩目的分野，但眩目已導致了色盲，因為這種論斷對這兩人來說都是錯誤的。
● 王蒙（1934—）中共體制內最著名的作家。曾任文化部長。他形容文革是一場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大狂歡。（本刊資料）
王蒙的家庭和充滿革命激情的文學起步
我從九十年代初就認識他們兩人。在去年王蒙法蘭克福演說引發的怒潮中，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表達了我對爭論的失望。王的回復很簡潔：「沒事。隨便。我顧不上這些事，也早習慣了。謝謝。」
兩個月後，二○○九年十二月，中國法庭判處劉曉波十一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劉的主要犯罪行為是合作起草了《零八憲章》，一份民主宣言，呼籲共產黨實施政治改革，賦予中國公民憲法權利。該文件首批由三百多名大陸知識份子簽署，包括我在內。後來全球有數千中國人簽署。如此重判引起了國際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甚麼反應。我再次給他發了郵件。這次，沒有任何回復。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離開文化部之後不久。儘管他擁有國家級聲譽，我卻感覺到他處境的脆弱。在中國意識形態光譜左右兩極的人，對他都非常忌恨。六四事件之後，他是唯一拒絕探望 「在鎮壓反革命暴亂中受傷的英雄戰士」的中國部長，這一不忠行為使他失去了政治寵信。然而由於他採取了最謙恭的方式（請病假），此事也沒有為他在反叛者中贏得欽佩。強硬派和異議者們發出的問題同樣簡單：你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們？王蒙沒有簡單的答案。二十世紀政治史上最狂暴騷亂的幾十年讓他對狂暴騷亂有一種深深的厭惡。
這位今日高官也曾是昔日的反叛者。王蒙一九三四年生於北京，父母來自河北省一個閉塞的鄉村。三歲的時候，日本入侵中國，佔領了北京。王蒙還記得必須向城門口揮舞刺刀的日本崗哨鞠躬敬禮的情景。他的父親曾在北京和日本學習，迷戀一切現代和西方的事物。父親是一個大學教師，一位理想主義的夢想家，喜歡高談闊論，卻應付不了實際生活和人事政治。事業的失敗使得靠他養活的一大家子人時常在債務和饑餓之中掙扎。家庭生活也不平靜：吵起架來，王蒙的寡婦二姨會把一鍋滾熱的綠豆湯潑向他的父親，而父親喝醉後會在家庭混戰中脫掉褲子來把女人們嚇退。
王蒙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作文和辯論都曾獲獎，並由此獲得學費減免。老師們都很喜歡他。私下裡他卻在閱讀左翼書籍，逐漸為激進思想所吸引。他後來開玩笑說，他最早的政治傾向，在小學三年級時做的一首新詩中就已初露端倪：
「假使我是一隻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不久他和共產黨地下組織接上了頭，開始參與中學裡的學運工作。成為正式黨員時，他才十四歲不到。一年後共產黨在中國獲勝。人民共和國最初日子的狂喜至今仍是王蒙最親切的記憶。他為充滿激情的集會、遊行、同志式的會議和歌唱而歡欣鼓舞。他為北京竟然能在一周之內，將城裡堆積如山的垃圾場清理乾淨而驚奇不已。
王蒙被派到共青團某區支部工作，其時他還只有十幾歲。他一直喜歡文學，於是幾年後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以抒情筆調刻畫了一群激進的年輕人，純真的革命激情中混雜著情竇初開的浪漫。這部小說改來改去拖在了編輯手中。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並馬上引起了轟動。故事主人公很像王蒙，是一個滿懷理想的年輕幹部。他和黨的很多高級官員──包括各種類型：萎靡世故的、精明強幹的、作風不正的──發生了衝突。在文學基本上服務於黨的宣傳的年代，沒有美化黨的官員，是很不尋常的。文化黨棍們在報紙上譴責王蒙不健康的懷疑主義和小資情調。王剛起步的事業很可能被輕易摧毀。
然而，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了：毛主席聽說了這一爭議，介入進來。在一次黨中央的會議上，毛贊揚王蒙的小說是一部「反官僚主義」的作品。毛歷來擔心官僚主義會腐蝕革命熱情。談到年僅二十二歲的無名小卒，毛說：「王蒙我不認識，但是對他的批評我就不服。」 「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
毛澤東的話不僅送來了最高層的政治保護──攻擊停止了，也使王蒙聲名大振。王蒙似乎時來運轉了。不久，他與崔瑞芳結婚。崔是王蒙通過共青團工作認識的一位年輕女子，王寫了很多熱情的情書追求她。她比他大一歲，對他的文學才能深信不疑。
● 美國《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發表本文時的插圖。王蒙在紅色巨龍嘴皮上耍功夫，劉曉波在巨龍嘴中掙扎。（紐約客）
申請調往新疆邊境十六年，躲開了文革狂潮
政治上的緩和是短暫的。幾個月後，毛發起反右運動。在接下來的狂熱中，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王蒙地位低微，不值得主席持續關注。他被開除黨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區的一個農場。在那裡的四年中，他白天從事體力勞動，晚上參加「自我批評」會。
像他一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都是忠於黨的真正信徒。殘酷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離婚甚至自殺。王蒙經歷了一段瀕於崩潰的自我懷疑時期。他說服自己，認定這是對他曾經享有的特權的報應，並拼命勞動來救贖自己。他寫道，背石頭和種樹改善了他的健康。
一九六二年王蒙被准許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身邊。他和妻子都得以從事教師工作。下放期間可以偶爾回家探望，兩個兒子先後出生，現在，雖然只分到一間屋子的住房，全家人終於第一次能夠共同生活了。王蒙仍然渴望寫作，渴望獲得文學界的認可。但他僅僅發表過幾篇作品，小說還被批評過於知識份子化。他對工人和農民一無所知，而那是被認為唯一有價值的「新文學」題材。與此同時，毛澤東已經與蘇聯決裂，不斷懷疑黨內出了叛徒。政治氣氛再一次烏雲密佈。
一九六三年秋季，王蒙申請調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那裡居民主要是中國的穆斯林。他是在響應黨要求作家「深入基層」的號召，但調動也使他遠離動盪不安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們僅有的傢俱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車，旅程花了五天四夜。「你覺得我們會在那裡住多久？」列車駛出北京的時候，崔瑞芳問道。王蒙回答：「幾年吧。最多五年。」結果，他們在西部邊疆住了十六年。
新疆適合王蒙。他驚異於西部的美麗：積雪覆蓋的壯麗山脈，多石的沙漠，衝天聳立的白楊樹，像天空一樣蔚藍的湖泊。他被維吾爾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農民們即使吃不飽，仍會種植玫瑰。他很喜歡當地的主要食品：牛肉和羊肉，為凄美的維族歌曲而感動，醉心於他們像「交響樂般」的語言。當他發現自己仍舊是「封殺」對象時，他罕見地把精力投入到學習維語之中。為他在村民中贏得極大好感與愛戴。他們又生了個女兒，以他們住地伊寧市名為她取名「伊歡」。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其他和大城市，紅衛兵到處抄家，焚燒書籍，毆打老師，有時候把他們虐待致死。在伊寧，王蒙燒毀了自己所有私人信件。但地理距離確實幫了他的忙，運動抵達遙遠的邊境小城時，激烈程度已大為降低，王蒙還得到了維族朋友的保護。一位掩藏過他的老農民說：「老王，不要怕，任何一個國家，國王、大臣和詩人，這三種人是不可缺少的。你早晚要回到詩人的崗位上。」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文革終於結束。儘管政治氛圍仍然不確定，但王蒙重新開始寫作並把作品郵寄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風險。一九七八年的一個下午，他正在家裡包餃子，看到妻子冒雨跑回家來，揮舞著一本剛剛郵寄到的《人民文學》。「你的小說發表了！」她邊進門邊喊。王蒙用沾滿麵粉的雙手一把抓住雜誌：那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學刊物。
時來運轉，王蒙官至部長，劉曉波開始崛起
不到一年以後，王蒙恢復了黨籍。在被擱置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 得以出版，大受好評（後來被改編成電影也頗受歡迎）。隨後，北京市委發來了一紙調函。一九七九年六月，王蒙全家登上東去的列車。一大群維族和漢族朋友來到火車站送行。火車開動的時候，崔瑞芳雙手掩面，痛哭失聲。
王蒙從文聯領取月工資，住房也有補貼。他需要做的就是持續寫作和發表。全家人先是搬進了一座嘈雜的招待所，一間只有九平米的房子，門前走道裡就是公共盥洗室，每天晚上窗外哇啦哇啦地響著公共電視的高音喇叭。在夏天透不過氣來的悶熱中，他會把襯衫脫掉，只穿著褲衩，一頁又一頁地寫著。
幾十年的壓抑使中國人對新作品饑渴若狂，各種文學雜誌噴湧而出。一九八零年《人民文學》的發行量是一百五十萬份；其他主要文學雜誌也享受著幾乎同樣龐大的讀者群。王蒙的小說以嫻熟的筆法塑造了一系列黑暗年代掙扎存活下來的純真信仰者的形象，引起了讀者廣泛共鳴。他也逐漸成為一位聰明老練的文化官員。王蒙是一名機敏的演講家，能言善辯，政治技巧純熟，很快被選入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他推動了更為自由開放的政策，同時與黨的高級領導人保持著溫情、恭敬的關係。一九八五年，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書名源於一種翻動時可以變換形狀的日本玩具圖書）出版。評家廣泛認為這是王蒙最好的長篇小說。故事發生在一九四○年代的北京，王蒙基於自己的童年經驗，刻畫了一幅「舊中國」的滄桑生活圖景。小說描述了一對糾纏於不幸婚姻之中的父母，以及他們的兒子逐漸萌生的革命信仰。該書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為中國文化部部長。
多年以後，當有人評價說王蒙「是個好人，但當部長沒有政績」時，他反駁道：「可我取消了對歌舞廳的禁令啊！」王肯定是一個自由派部長。他致力於推動文藝領域的開放與多元，邀請西方藝術家例如盧西亞諾．帕瓦羅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來中國演出，並且嘗試引進一點市場化的措施來為那些全靠國家養活的文化事業單位增加活力。
然而極度亢奮不斷發酵的八十年代後期，使這些姿態顯得蒼白無力。「文化熱」正在高歌猛進。「解放思想」當時是黨的號召，但年輕作家和批評家們接過這一理念向前推進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官員們的盤算。他們沒有時間與耐心去理會王蒙謹慎的社會改良主義。那個時刻屬於像劉曉波這樣的人。
劉曉波一九五五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知識份子。在毛的支援邊疆運動中，他父親去了內蒙，劉就在那裡度過少年時代，做知青和工人。毛死後，他考入吉林大學，後來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八四年在北師大任教。八十年代中期，他對上一代著名學者和知識份子進行極為刻薄的批判，指責他們的作品全都是模仿和平庸之作，這些激烈言論引起轟動。在一九八八年年一家香港雜誌進行的訪談中，他做出了一些更為戲謔的斷言：「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變成香港今天這樣。」
他興高采烈地放了一炮又一炮，將孔子稱為「庸才」，呼籲中國全盤西化，將作家、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貶斥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高級模仿者。他宣稱中國大陸作家「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對於像劉這樣徹底反傳統、反偶像崇拜的激進分子，文化批評和政治改革屬於同一場戰鬥的兩個側面。
「文化熱」的喧囂場景與王蒙卻不是那麼投合，他察覺到其中一種「彌賽亞情結」的症狀，即幻想文化和社會的轉變可以通過集體的意志力和行動畢其功於一役。他感到正是這同一種幻想激發了中國革命。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堅硬的稀粥》中，王蒙用一種輕鬆幽默的筆調描繪了政治改革的過程與陣痛。這篇小說贏得了中國短篇小說最高文學獎。小說描寫一個早飯總是吃稀粥和鹹菜的大家庭，爺爺是受人尊敬但思想開放的家長，他決定改革菜單。老傭人開始執行，偷工減料，節錢買人參蜂王漿，悄悄孝敬給爺爺。隨後緊跟潮流的孫子開始提供全盤西化的早餐，吃不慣的人又偷偷地往裡加中國調味品，結果引起腹瀉便秘消化不良。還嘗試其他各種改革，包括民主投票，結果各吃各的飯。孫子去合資公司工作，女婿夫婦移居國外。但最後不約而同，他們又都回歸到稀粥早餐，多麼樸素，多麼溫柔。
可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沒人再能保持溫柔的心境。幾年前被迫辭職的自由派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示威。對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個站出來表態的時刻。 當時劉曉波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聞訊立即放棄訪問，返回中國。
● 王蒙文革避難在新疆，學會說維吾爾語。後來去新疆訪問，和維族人一見如故。去年王蒙在新疆，左為維族幹部。（互聯網）
六四軟著陸。稀粥事件中遭到劉曉波批評
但當示威繼續發展，王蒙感到的不是振奮而是害怕。有一次他花了七個小時和二十歲的女兒談話，隨後陪她去到她上的大學，等候在校門外面，直到她說服全班同學不去上街遊行。 他參加一個代表團出訪歐洲和埃及期間，國內情勢迅速惡化。六月四日在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那一刻，浪漫、天真、脆弱的八十年代終於走到崩潰的終點。
大屠殺毀滅了黨和知識份子之間的脆弱紐帶：一些人放棄了黨籍，與當局決裂；另一些人被迫流亡或被投入監獄。王蒙拉開了與強硬派之間的距離，但他沒有退黨，沒有抗議。在激進派眼中，他的表現和其他那些懦弱畏縮的政府官員並無二致。告病療養期間，他在海濱城市煙台度過八九年的殘夏，寫下了一組抑鬱而隱晦的詩歌，哀悼一個時代的消逝。九月，國家主席正式終止了王蒙的部長職務。
我與王蒙相識這麼多年裡，只有一次對他提起過六四。我告訴王蒙外界關於他「軟著陸」的評論。他糾正我說：「原話是這樣的：他做了一個三百六十度後空翻，直體雙腳落地。」
他的眼睛在眼鏡片後面閃著亮光，笑了起來。我們都知道，現實並非如此愜意。六四事件之後的幾年中，王蒙一直是被調查的對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長們，紛紛與他拉開了距離。保守派刊物公開討伐他。接管文化部和作協的強硬派們乘人之危，開始散佈整人輿論，說他的《堅硬的稀粥》實際上是隱晦地攻擊鄧小平。鄧雖然表面上退居二線，事實上仍是當時的最高權威。
很難描述這種指控有多麼可怕。影射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作家們往往用寓言來批評高官。事實上文革的直接起因就與這種猜忌相關。歷史劇《海瑞罷官》被指控為隱晦地攻擊毛澤東，作者吳唅被監禁、毆打，最終死於獄中。偏執妄想症愈演愈烈蔓延為一場舉國狂熱的迫害運動。當指控開始甚囂塵上之時，王蒙予以強硬的回應。他寫信給總書記江澤民；委托律師向法院提交誹謗訴訟；然後還有摧毀性的一手：他公佈了其強硬派對手、中國作協頭頭瑪拉沁夫──在王蒙擔任文化部長時寫給他的一封獻媚信。
很多自由派為王蒙喝彩。劉曉波卻不以為然。劉後來寫道：王蒙在公佈信件時沒有尊重關於隱私的規則，「因為他認為必須以小人的手段制服小人，用流氓的手段對付流氓，但他似乎不明白這將讓我們所有人都變成流氓。」這是一個站在制高點上的原則性聲明，漠然無視王蒙面臨受迫害的真實風險。
「我在封殺中度過了二十多年，」王蒙對我說，「那種狀態很可怕。」這次封殺比較短暫。一九九一年秋天，王蒙被允許參加新加坡舉行的作家活動。一年後他被任命為政協委員，政協是政府的政治協商機構。 他的福利和補貼被保留下來，待遇按級別安排，像所有前任官員一樣。王蒙仍舊受到國家的禮遇，包括他的四合院住宅（後來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書、一輛轎車和司機。
王蒙心懷感激地恢復了專業作家的生活。他寫小說、短篇故事、評論、詩歌、演講稿、自傳，還翻譯了一些約翰．契佛的小說。在幾次關於文化商業化的爭論中，王蒙發表了一系列精彩文章，雄辯地捍衛了多元文化、市場改革以及由此導致的中國威權傳統的終結。他也為一位廣受歡迎同時飽受爭議的年輕小說家王朔進行辯護。王朔的「痞子風格」被一些人指責為是具有顛覆性的。隨後就是對劉曉波的攻擊──那篇飽受非議的「黑馬與黑駒」以及文章引起的激烈反彈。
長篇四部曲稱讚文革是英雄理想主義大狂歡
我初次見到劉曉波是一九九一年冬天，在一家小小的火鍋店裡祝賀他出獄。我還記得他嘲笑各個文化名人時的戲謔神態。他告訴在座的一位新潮年輕小說家，發現極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評論家，只不過是一個熱衷於趕時髦的傻瓜。結果這挑起了一場爭吵。他有些過於自負，有時讓人難以忍受。但他批評的長矛是有真正的勇氣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門廣場上扮演的角色，不僅是簡單的啦啦隊長或者鼓動家：為了學生們能從廣場和平撤離，他當真去與軍隊談判。在天安門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他一位後來出書（《末日幸存者的獨白》）揭露這場運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種種道德缺陷。 與王蒙毫不留情地刻劃毛澤東時代的知識份子類似，劉曉波在書中詳細解剖了學運活動家們及其知識份子同道們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宗派糾紛。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王蒙當初批黑馬是怎麼想的？怎麼能對一個被國家幾乎完全封殺的人擺出這種貴族式的輕蔑？上海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歷史學家朱學勤，當時曾寫了一篇刻毒諷刺王蒙的文章。他告訴我，他至今認為這種攻擊是不可原諒的。在他看來王蒙的行為等於落井下石。
這場爭論對王蒙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十幾年之後，他在回憶錄中說道，他當時主要擔心的是時隱時現的文革幽靈，他時刻提防著任何可能把中國推回到極左軌道上去的思潮。他尤其反感那種認為中國的問題是由於知識份子和作家缺少勇氣的看法：要知道這個群體中已經有如此眾多的人慘遭迫害，甚至被處決或被迫自殺。「你為甚麼那樣嗜血？」他問道。但王蒙同時也責備自己參與這些辯論時操之過急，缺少對於對方同情的理解。
王蒙九十年代最雄心勃勃的寫作項目是他稱之為「季節系列」的長篇小說四部曲，最後一部完成於二○○○年。這是他這一代革命知識份子所經歷的人民共和國的虛構編年史。讀者對這些小說的反應頗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已讓位於鄧小平推動的市場化，經濟發展成了生活中心。在政治方面，黨實施了不爭論政策，對知識份子和媒體捂緊蓋子。全國萬眾一心忙著發財致富，正如鄧小平所說，「致富光榮」──文學期刊的讀者群隨之不斷萎縮。生氣勃勃的通俗文化大行其道，人們的注意力不斷被互聯網和新媒體所吸引，這進一步削弱了大眾對於嚴肅小說的興趣。即使在文學圈內，「季節系列」也沒有得到很多讚揚。批評家們抱怨說，王蒙的處事風格，已從鼎盛時期的豐沛與機智，變成饒舌與賣弄。他的語言缺乏打磨與節制，他的描寫堆砌了太多誇張的形容詞和成語，成了混沌的滔滔洪流。
有一次我與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時候，她提起「季節系列」裡的一部小說，問我覺得如何。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最後說我尚未讀過。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我沒讀下去。王蒙馬上岔開了話題，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失望。他明顯覺得這些小說的真正價值還沒有被人理解。他認為，從不曾有人這樣坦率而同情地描寫過中國革命的經歷。
如果你想知道，這是不是一部由於評論界改變風向而遭冷遇的重要文學作品，下面書中寫到毛澤東的一段文字可算是一點樣本：
「……文化大革命畢竟是中國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狂歡，是一次毛澤東的詩意盎然的狂想曲。……這是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狂歡，超前思維的狂歡，這是意志的狂歡，概念和語言的狂歡，創造歷史即追求歷史的一點新意社會的一點新意的狂歡……毛澤東使青年一時間解放到了極致，去掉了一切繩墨規矩，轟動了全人類，激發了全世界。這有點殘酷。一切循規蹈矩一板一眼對於生命對於青年就不殘酷了嗎？文化大革命確實盡興。所以西柏林的『墻』上寫滿了聯邦德國紅衛兵的標語，美國加州伯克利市建立了伯克利人民共和國，法國文化部長、作家馬爾羅對毛澤東敬佩備至，後來許多年後全世界的拳擊愛好者都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泰森的手臂上刺上了毛主席頭像……」
且不論文筆是否過於粗重，讀者對於文革只是「有點殘酷」的說法作何感想？一位以洗練簡約風格而著稱的中國當代優秀小說家曾經對我說過：「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希特勒」。 他遠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儘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與毛澤東綁在一起，對他直言不諱公開批評也仍然受禁，但還是有許多知識份子認為他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暴君，他的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災難。即使在美學意義上毛澤東也被廣泛譴責。批評者們認為：粗鄙蠻橫的口號式語言姦污了優雅精緻的文人白話，毛對此負有責任。有些人認為在共產黨統治了幾十年後，毛文體已嚴重污染了中文寫作。
親毛還是批毛？為擁抱革命和共產主義辯護
這種爭論是有後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在有關毛澤東遺產的爭論中，哪種闡釋可以佔上風。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節系列」明確表明的那樣，王蒙對毛的評價遠遠不到譴責的程度。「把中國的問題歸咎於毛澤東，過於簡單化了」王蒙告訴我。「作為一個政治家，毛澤東所做的好事和壞事都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決定的。他是一個政治天才和文學天才。你知道他的詩詞和書法。而且我認為他做了兩件偉大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九年沒有佔領香港，儘管當時他派一個團就能把這件事辦了。第二件事是和蘇聯決裂。這樣他就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開的視窗，又讓中國脫離了社會主義大家庭。但是，你要談毛澤東的暴行嗎？那你想想中國歷史上那些宮廷裡的酷刑折磨吧，還有歷朝歷代的那些凌遲處死的事件，他前面有太多先例了！不過，現在還不到真正討論毛澤東的時候。」
其他作家對於王蒙不願譴責毛澤東這件事有著各種解釋。朱學勤說：「毛澤東曾經幫助過王蒙。王蒙有感激之心，這是很正常的人性。然而，在考察了毛澤東做的好事和壞事之後，最終應該否定他才對。王蒙沒有邁出這最後一步。為甚麼？因為他太精明了。」其他人則認為與代溝有關。來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對我說：「在王蒙這一代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當中，這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往往可以對自己的生身父親非常苛刻，但對精神之父絕對忠誠。王蒙這樣說並非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因為如今在知識份子當中，譴責毛澤東是很時髦的。他那是真正的忠誠。」
有一次王蒙在電視上接受采訪，主持人問他是否已經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洗了腦。王蒙輕蔑地笑著說，「洗腦？你認為有人能把我的大腦取出來洗它一洗？」他接著解釋說，擁抱革命和共產主義是他自己的選擇。然後他提到了北島的著名詩句：「我不相信！」螢幕上王蒙神色莊重、聲音略有上升地說：「那麼，我可以說我這一代人是這樣的：我們相信！」
北島是我這一代中國人的艾倫．金斯堡。我們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長於文革中，從毛主席的紅孩子變為幻滅痛苦的成年人。北島早期詩歌的主題──疏離，質疑，通過浪漫愛情實現個人救贖──觸及了我們人生旅途上這一切重要問題。可是看到王蒙捍衛他那一代人的尊嚴和他們所選擇的信仰，我很受感動。從王蒙的誓言裡我看到了我的父親──直到他去世，父親也僅僅是願意修正，但不肯拋棄他的信念。我感動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王蒙是為數不多的中國作家之一，已經為自己的青春狂熱承擔了個人責任。中國人在寫到毛澤東的清洗運動時，往往只是描繪無辜受害者承受的苦難。王蒙卻用辛辣的細節一針見血地描述了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積極地參加了運動。這樣不留情面的書寫體現著誠實和勇氣。然而為甚麼他仍然感到需要重新肯定一個帶來這麼多破壞和妄想的信仰呢？
去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和王蒙在北京的三聯咖啡廳裡一起喝茶。他剛剛在那兒做完新書簽售。身著深色休閑褲和帶有中式衣領的黑色外套，王蒙看上去機警而又放鬆。我提起外界對他的不斷批評，說他是中國政府的辯護人。 王蒙笑著答道：「邱吉爾曾經說過：『我支持民主，不是因為它有多麼好，而是因為沒有它事情會更糟。』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為它有多麼好，而是因為沒有它，事情會變得更糟。』我曾經對一個朋友說過：『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但如果由你來治理中國，不出三天國家就會陷入混亂，而你也會丟掉腦袋。』所以我不是在談論中國革命的合法性，我說的是它的不可避免性。我跟你講講我最近訪問北川的情況吧。北川是二○○八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我站在那裡，看著廢墟，心驚膽顫，那個景象實在是太可怕了！專家告訴我說，這樣的大地震，是一千多年以來，地下發生的各種相互關聯的地殼運動造成的。因此當它終於爆發時，必定是驚天動地。」
他呷了一小口茶，緊盯著我的眼睛。「你懂我的意思麼？這跟中國革命是一樣的道理。」大饑荒、文革對毛澤東的崇拜、紅衛兵狂熱、這些吞噬了數以千萬計生命的種種現象，對他來說也都像大地母親的爆發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可悲同時也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壯觀。
「假如當初共產黨沒有勝利，」我堅持道「那麼我們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可能會少受些苦呢？」
王不承認對此後悔；他認為那些動盪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歷來就有通過暴力改朝換代的傳統」，「而且最讓年輕人興奮的兩件事是甚麼？性和革命！」
我指出儘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價，舊中國的諸多社會和道德弊病││腐敗與不平等至今依然存在。
「是啊，這些弊病仍然存在，對吧？」他皺著眉頭說。然後他嘆了口氣。「建英，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了。我對這些假如的問題不感興趣。」
新疆七五暴亂前夕王蒙和維族的歌舞對話
這次談話讓我想起王蒙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小說《相見時難》。其中的主角姓翁，一位高級幹部，似乎是作者的另一個自我。翁見到了老朋友，一位住在美國的華裔女士。她無法忘懷中國革命的可怕代價，一直堅持想要與翁進行一次「深談」。翁預先演練著自己的回答：「怕的人請走開。歷史是不會因為害怕付出代價而停止前進的運動……您可以沮喪，您有沮喪權。但是我沒有沮喪權，因為我是現今的中國主人。」話雖如此，翁先生對這次可能的談話感到不安，最終借一次出差旅行，避開了見她。
「我是現今的中國主人」：王蒙從來不曾對我這樣說過，但他也沒有掩飾自己作為這個新中國的一名精英份子的自豪和責任。革命已經結束，破壞的激情已經發泄殆盡，黨已經轉向了建設的道路。為甚麼不能積極向前看呢？正如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布禮》中，主人公充滿感情所說的：「親娘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也不記恨母親。打完了，氣會消的，會摟上孩子哭一場的。」
去年夏天，我和王蒙還有其他一些作家一起，參加了一次為期九天的新疆之行。這次活動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當地作協為王蒙寫新疆的作品舉辦紀念活動，並為作家們提供一個從基層收集新鮮素材的機會。王蒙描寫維吾爾族生活的作品是他最感人的小說作品之一。這是一系列用樸素的寫實主義語言寫成的契柯夫風格的小說，沒有冗長的敘述，而是專注於普通生活的細節、大自然變幻多端的感性之美；其基調是在災難中帶著溫和的喜感和黑色幽默。讀完它們你可以感覺到王蒙對維吾爾文化及其人民懷有真誠的尊重。鑒於他現在的優裕生活，我不免想知道他與他們的這份聯繫還剩下多少。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很是大開眼界。自始至終我們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顧。住在四星級酒店，享用著一頓頓的美酒佳肴，聽取當地官員的講話，觀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區文化節。不論我們去哪裡，當地官員和導遊都陪同在左右。我們完全沒有空餘時間在街上逛逛，或見見當地人民。行程快要結束時，我和另外兩位作家決定自己到維族聚居區轉轉。兩小時後，焦急的當地導遊找到我們，把我們數落了一番。她說：「你們會迷路的，或者在小巷裡被人捅死！」可每次我問起維漢衝突的問題，我們的東道主就會顧左右而言他，避開這個話題。我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警車會一路護送。
當我們到達王蒙六七十年代住過的維族村莊巴彥岱時，大群記者圍了上來，跟著他寸步不離。一位老人走上前來，把臉埋在王蒙的肩頭開始抽泣。他是當年的村長，和王蒙相識已經三十多年。兩人長久地擁抱。然而現場林立的電視攝像機和晃眼的攝影燈光，以及大量的圍觀人群，讓這個場面幾乎有了一點超現實的味道。
有一天我們當中有人無意間聽到了王蒙與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有說有笑地用維語交談，就評論說，講維語的王蒙聽起來像是「另一個王蒙。」維族官員回答說：「噢，這才是真正的王蒙，從巴彥岱出來的那個！」後來，王蒙把這段話轉述給擠滿了會議大廳聽他講話的聽眾。聽眾大部分是維吾爾族。王蒙談到在中國，有些時候，即使你想做真正的自己都做不成。他越講越動感情，手臂開始在空中揮舞起來。「他說得對，講維語的那個王蒙才是真正的王蒙！而真正的王蒙永遠屬於巴彥岱，永遠屬於新疆！」他幾乎是在喊了。維族聽眾對此報以長久而熱烈的掌聲。
雖然王蒙聲名地位顯赫，維吾爾人與他交往時依舊是真情流露：他們拉住他，擁抱他，哭著，笑著，跟他用飛快的維語交談。一天在喀什附近某個廣場上舉辦了一個庸俗的「民間」歡迎儀式。一個維族男孩跳著舞步走向王蒙，身後跟著一隊身穿五彩民族服裝的歌舞演員。王蒙馬上也對著男孩跳起舞來，他擺動雙臂和肢體，雙腳踏著完美的節拍，一如維吾爾人的風格。那個男孩高興得笑顏逐開，人群中響起瘋狂的歡呼。那一瞬間，例行演出變成了真正的快樂場面。但這樣的時刻鳳毛麟角，更多的是每天各種浮華的儀式和空洞堂皇的講話。我很想知道王蒙對於這次巡遊的奢侈和造作有甚麼真實感想。
王蒙迴避敏感的實用主義和劉曉波的成熟
七月五日就在我們離開新疆幾個小時後烏魯木齊發生了暴亂，導火索是中國南部一次導致兩名維吾爾人被殺的群毆事件。暴亂結束時近二百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其中大多數是漢族。由於族群關係惡化，政府派遣大量部隊進入該地區巡邏。王蒙對此事保持了緘默。
十月份中國媒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期間王蒙在幾個脫口秀節目中作為嘉賓出場。有一次，他談起自己與維吾爾人的深厚友誼，講了他的新疆歲月裡一些為人熟知的故事，比如他曾和一個維族朋友坐在公路旁，用自行車鈴蓋當杯子，一起喝光了一整瓶白酒。他的語氣溫暖，自嘲，還有些懷舊。他傳達的資訊是民族團結和漢維友誼。但他也清楚國家媒體關於中國民族政策的討論界限。他沒有提及暴亂的事情。
王蒙的實用主義態度讓我想起他曾對我說過的話。那次他的情緒有些低落。「中國很可憐，不論哪個領導人，誰談民主誰下台。人均ＧＤＰ仍然很低，整個國家就是一隻紙老虎。稍有風吹草動，政府就很緊張。」他又說：「如果中國能再有二十年時間的和平發展，那時候情況會不一樣。可是現在？」他嘆了口氣。「不過，看來我們至少是不會再回到毛時代了」。
如果說這位相容並包的人在夢想著社會轉型，那麼另一方面那位致力於社會轉型的人對於相容並包的厭惡也越來越少了。與王蒙在三聯咖啡廳喝茶之前一年，我也參加了劉曉波為祝賀我哥哥查建國重獲自由而舉行的接風晚宴。建國此前因為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刑九年，當時剛剛刑滿出獄。在他出獄後的幾個月裡，不管走到哪裡，總有兩個警察全天跟著他。建國不僅不退縮，還興奮地談起聯絡中國異見同仁們的計劃來。在晚宴上，劉曉波對建國的熱情進行了降溫。後來他又讓我提醒建國不要期望過高：「告訴他別那麼一覽眾山小！」回想起王蒙當年描繪過的那匹趾高氣揚的黑馬，我忍不住笑了。
與以前將溫和等同於投降，將禮貌等同於奴性的火爆脾氣相比，劉曉波已經變得成熟了。即使在徵集「零八憲章」簽名時，對那些拒絕簽名的人，他也能保持通情達理的態度。上海的一位學者告訴我，由於不願影響到自己正在協助籌建的一個獎學金計劃，他決定不在零八憲章上簽名。得知此事之後，劉曉波告訴他，他完全理解並尊重他的決定，一個人能夠繼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是很重要的。
要麼默許苟安，要麼毫不妥協地反對，是否真的只有這兩種選擇呢？畢竟在王蒙的工作和生活中，與國家的關係佔據著中心位置。而這也是關於他的爭論焦點。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現在強調自己的獨立精神，王蒙與此不同，他從不試圖把自己從國家中分離出來。他曾這樣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我從來沒有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你吃的糧，全部來自國家……國營體系的供應，你拉的屎全部需要政府的環境衛生部門去處理，你自吹疏離，是真的嗎？」
王蒙以他的熱情和機智，他的樂觀主義，他所宣稱的對黨的忠誠（以及溫和的批評），使國家變得人性化。而這正是他成為一個如此有爭議的人物的原因。《開放》雜誌（一份公開反對中共的香港月刊）的主編金鐘說，王蒙讓他感覺很像周恩來──周是毛澤東忠誠而順從的國家總理：「周恩來是受到中國人民愛戴的人物，因為他個性富有魅力。但他從沒挑戰過毛澤東，歸根結底，他是在為大惡服務。」現在住在美國的一名中國詩人張耳說：「中國文化仍然是主子和奴才的文化：一個人高高在上，其他人都是奴才。王蒙只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奴才。」Servant這個詞中文一般譯為「僕人」，但她用的是「奴才」，這個詞也可以理解為「當奴隸的材料。」她用這個貶義詞是經過斟酌考慮的。她認為在中國漫長的精英人才為皇家盡忠服務的傳統中，王蒙就是一個當代的範例。
有些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則更溫和。其中一人對我說：「如果你從他作為一個作家和一個官員的整個職業生涯來看，他實際上是主流的溫和派。他身上體現的正是中庸之道。」這是儒家的說法，指的是一個真正的君子，應該避免走極端，應該合理度量對待天下萬物，達到一種理想的平衡。
儒家傳統中庸之道的慣性和中國精英的選擇
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王蒙和劉曉波看似對立，他們所參與的，其實是一項共同的事業。劉曉波從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經進化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宣導者：他仍然繼續批評政府，但也肯定它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有時表現出的寬容。他在審判庭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在去年二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政治改革應該「漸進，和平，有序，可控」，「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而王蒙──往往從體制內部──也一直在靈活而持久地宣導開放和寬容，與強硬派的鬥爭貫穿了他整個政治和文學生涯。他們兩人都走向中間立場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目前的狀態。
「中庸之道」：儘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有過把中國的「封建傳統」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種種激進嘗試，但是儒學以其對於仁政，修身養性與自我完善，以及社會和諧的強調，正在這裡復興。在講《論語》的走紅電視節目中，在有關儒家和道家的暢銷書中，在學童和成人閱讀古代經典的時尚中，你都可以看到這一點。政府 「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溫家寶總理演講時引經據典的愛好，國家資助在各國不斷成立的孔子學院，都是這股復興潮流的表現。當代國家文化的很多方面──官僚體制，權力等級，舞臺化的鏗鏘詞藻都意味著一種古老的大國王道的回歸。王蒙的情感方式與才華，顯然是與儒家傳統一脈相承的。
孔子曾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王蒙本人也沒有顯出放緩周遊的跡象。九月份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公布前的兩個星期，王蒙在哈佛大學的亞洲中心做了一次演講。行前他曾惋惜地跟我說起，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美作家之間的對話是如何之少。據他說甚至比中美軍方之間的對話還少。他自己用英文準備了講稿，希望發言能夠跨越鴻溝。在哈佛他講述了自己凄慘的童年，以及他青年時代參加中國革命的經歷。他回憶起自己的孫子十四歲時，他們爺孫倆的一次談話。王蒙當年就是在這個年齡加入共產黨的。他批評孫子花了太多時間玩電腦遊戲，孩子回答說：「可憐的爺爺，我瞭解你，我肯定你的童年沒有玩具，沒有玩具有童年，除了去革命還有甚麼別的出路呢？」
王蒙笑著說：「我想也許他是對的。時代不同了，世界不同了，中國也改變了。我無法設想我的孫子一代會拷貝我的人生道路。同時我也堅信，所有的國家地區政府，都有義務給兒童與青年提供足夠的玩具與好書，否則青年人有權力去革命，去推翻那個無用的政府。」聽眾們大聲鼓起掌來。但他還沒有講完。他脫開講稿說道：「我屢屢提及往事，這使我想起美國的電影插曲，巴勃拉．史翠珊的歌《往日情懷》（The way we were）」聽眾們笑了起來。他隨即用英文背誦出那首歌的著名歌詞：「假如我們有機會再來一遍，告訴我，我們仍然願意嗎？我們仍然能夠嗎？」接著他冷靜地繼續說道：「我想告訴你們，如果有機會再來一遍，我仍然願意、而且能夠像我以前那樣做。」
然後就像一位老派的、知書達禮的使者那樣，他向聽眾們保證他永遠願做他們的朋友。這讓人不忍心問他是否心中有悔。正如他筆下的許多主角那樣，王蒙確實令人想起具有儒家文人素養的優秀官員的形象：忠君愛國、同情百姓、鞠躬盡瘁致力於完善現有體制，而非改變它。正如所有那些為偉大的權力和文化中心而獻身服務的人一樣，他的遺產、他的成就與妥協也必將被眾人依此評說。
（此文原載《紐約客》（The New Yorker）二○一○年十一月八日號，
由網友Andy Cheng譯成中文，經作者本人校訂，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