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 2012-12-21 21:01:13 王蒙：1976年中国纪事 进入专题 ： 1976年    ● 王蒙   　　 　　[导读]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本文摘自《中国天机》部分章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胫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 　　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1976年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28 次 更新时间： 2012-11-29 21:40:31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在澳门大学演讲 进入专题 ： 莫言    ● 王蒙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微博]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微博]。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微博]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莫言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与文化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47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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