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学林如今已经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员，和许多官员一样，他崇拜毛泽东，同时却极度反对商业化，常常引用毛的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他去过纽约，最喜欢的是自由女神像，当然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点精神”，最不喜欢的是时代广场，因为“那里只有生意，全无精神”（而天安门广场在精神上要高贵得多）。
时代广场和天安门广场确实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都遍布广告，不同的是，在纽约，做广告的是商业品牌；而在北京，则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样的标语视为广告，在一段时期内，上述八个大字牢牢占据天安门城楼的一侧（后来才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每到十月一日，也就是共产中国的国庆日，这个广场还会出现许多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巨幅标语。
1949年以来，标语一直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依然活在这些简单而粗暴的话语之下。只不过到了后极权时代，这些话语对人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或许可以视之为老式宣传在信息时代最后的的挣扎。
最近一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按统一风格、统一模板制作的标语画，没人作过准确的统计，但估计总数要超过几亿张甚至几十亿张，它们贴在公园里，在工地围挡上，在学校的墙壁上……几乎无所不在，令人目不暇接，却很少有报纸或电视台报道过它们，这些标语画是谁制作的？目的何在？花了多少钱？完全不得而知。
这些标语的内容颇为庞杂，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赞美，包括“共产党好，百姓乐”、“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在这一主题之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是来自毛时代的话语，只是画风作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颂党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后者是六十年代谱写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一位藏族歌手，她的歌声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很多次，当我走过村口，都能听到喇叭里放的她的美得令人心碎的声音：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那时我还不知道“光辉照我心”的意思，错误地听成“光会找我亲”，还以为这是一首我那个年纪不太适合的浪漫歌曲。
共产党似乎准备用这些标语画来重新树立它的权威，但它带给我的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错乱感，两个月前，在长沙，我曾对着一张“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招贴画久久停留，好像回到了我出生不久的那个年代。在七十年代的的山野间，这样的话或许可以打动人的心灵，但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四望高楼林立，满目车水马龙，重提给党唱支山歌，或者把党比作母亲，都让我觉得有点不合时宜。
其次是对中国梦的诠释和解读，包括“中国梦，我的梦”、“中国梦，强国梦”，“用智慧汗水铸就中国梦”等等。
“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他的前任们一样，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显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创造，“中国梦”可以视为是他的发硎之作，在接下来的九年里，相信类似的流行词还会不断涌现。
虽然官方对“中国梦”的解读还不算详尽，但各领域、各地区都已经发展出了相应的版本，论地域则有河南梦、广东梦、四川梦……论行业则有航天梦、航母梦、体育梦……而成都一家专治不孕的医院更是别出心裁地演绎成了“中国梦，怀孕梦”。
在习近平本人的版本中，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据习近平的讲话，要实现这个梦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最近几年，“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显然它们已经成了宣传部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东西依然行之有效，他们很天真地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只要国家富强了，自己的生活也会跟着好起来。但在微博上，也开始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富强和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过富足繁盛的时期，但最后还是不免覆亡，共产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同时，这样的宣传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问题：富强之后的中国会做些什么？
第三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包括“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行善最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为先”。对我父母那一辈人而言，这样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他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年间，这些显然都属于应该破除的“封建时代的糟粕”。
而最近十几年来，政府大概是发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巨大维稳价值，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孝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二十四孝，这是大约700年前的一位古人收集整理的二十四个与孝有关的故事。
这24个故事多少都有点极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9和第21个故事，前者讲的是一个人怕儿子跟自己的母亲争夺食物，就把儿子带出去活埋； 后者讲的是一个人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所以就偷偷地尝食父亲的大便。
从上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质疑孝道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他们清醒地看到孝道中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意味，主张“移孝作爱”，即：子女要爱父母，但父母也要平等地爱子女。
我的朋友、学者冉云飞曾著文论述孝道中的经济剥削意义。事实上，孝道完全可以成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成年子女应当承担父母的生活支出，这一条至今依然写在中国的法律中，所以政府就没必要过分操心老人的救济和福利问题。我推测其用意，除了可以省钱，恐怕也是看中了其中的顺从意味，那就是：不管父母做了什么，都必须假定他是出于善良的好心，然后无条件地服从。再联想到把党比作母亲的歌曲，以及旧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这个事实，其用意就更加明显。
六十几年来，即便在最偏远的小山村，也可以见到许多标语，从“永远忠于党”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从“把革命进行到底”到“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包括网上常常被人取笑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和“抢劫军车是违法行为”。
在我读书的八十年代，标语始终伴随我的成长，开运动会时，我们要高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毛泽东的话。在每间学校的门口，都可以看到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还是毛泽东的话，“团结”和“活泼”我都可以理解，“严肃”我勉强可以理解，但始终想不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紧张？紧张什么？这个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紧张？
遵循六十四年来的传统，这些新出现的新标语在风格上依然明快、直接，文字琅琅上口，易诵易读易记，只要坚持宣传，相信它们也会深入人心，像过去的六十四年一样，不仅影响人们的语言风格，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缺点是稍嫌粗暴，不太注重内在逻辑，为什么“共产党好”，百姓就会“乐”？有哪些统计数据支持这个判断？做过什么样的论证？不得而知。从语法上看，许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语，谁“唱支山歌给党听”？是希望13亿中国人都来为党唱一首山歌吗？
我没有理由反对人们唱歌，唯一的担心是，党的官员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来听他们唱，这些官员实在太忙了，连下跪和哀求都没时间受理，而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要见到他们并不容易，说不定还要通过重重的安检。
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已经不叫Propaganda Department，而是改称Publicity Department，与之相适应，新出现的标语也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打倒”“批臭”“严肃打击”等剑拔弩张的词语不见了，代之以清新温和的词句，有些简直可以算是温柔忠厚；其次是画风更加亲切，有民间艺术，有大师之作，有些还带点卡通风格，看上去平易近人。
对这些新出现的标语，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出租司机老张说：嘿，哪有工夫理那些东西呀，忙赚钱还来不及呢。在公司工作的许小姐说：挺好看的，估计要花不少钱吧？
曾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认为这些新标语手法很专业，形式也很新颖，“估计是外包广告公司设计的”。而在我的朋友王小山看来，这些标语只配得上两个字的评价：无聊。“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到底要干什么？”
而我的老同学、官员林的看法不尽相同：“无聊当然无聊，可谁会在乎？我们能把这么无聊的东西贴到无数面墙上，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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