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自由撰稿人。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我曾经为“出国,还是下乡?”苦恼不已。几年来,我一直想完成一项因留学而中断的田野调查。2008年夏天,趁着北京奥运的这个长假,我独自回到了江西清僻的故乡。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一篇《乡居杂记》。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乡居期间,确有不少收获。比如,更了解了父辈、祖辈们生活中的辛酸与荒诞。仅就情节而言,如果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农村是中国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乡村正在开始的一种新生活。如卫星电视、彩电、冰箱、空调渐渐进入一些农民的家里。坦率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有些变化也让我五味杂陈,在这个从行政上来说最偏僻的村庄里,有些人家虽贫穷却还用上了饮水机。农民不仅抛荒了大量田地,而且不再种菜,开始学着城里人一样买菜吃。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村流逝。

至于耕牛,基本绝迹,代之以小型农机具。由于养猪不合算,村子里也没有了家猪。记得前些年,村中几乎无狗,如今满村狗跑。它让我想起城里小区看家护院的狼狗。显然,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是为了看家护院、维护治安,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到外省或者附近的镇上去打工或做散工了。而且,有证据表明,附近的偷鸡贼并没有到大城市里去干大事业,而是继续留守乡里,以此“小本(事)经营”。

当然,“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700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乡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另一处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近些年来,网络上下,有不少朋友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这个夏天,我亦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如何沦陷,尽管这个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为此伤感时,我更能体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掌权者,手中那不受约束的权力!

一五一十周刊137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移民路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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