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笑蜀：看见台湾，看见大陆

全台首部航拍纪录片《看见台湾》在台北上映，很轰动。我拖了很久才去看，就为避开高峰。结果去的当天依然爆棚，只买到一张最差的票。又过了一段时间，台湾朋友请我看电影，还是《看见台湾》。第一次看的不爽，不妨再看一次吧，我就答应了。不想爆棚依然，只是位置好了点点，稍得安慰。

从影院出来，朋友边走边感慨：“哪个社会都有问题。这不，咱台湾也有很多问题。”

他这么说，是因为电影的后半部，几乎全是台湾环境污染的镜头，都是批评人类的贪婪，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用主题曲来说，叫做“拿的那么多”。

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是的，都有问题，但性质不同。”

朋友好奇：“怎么个不同法？”

“你们这电影能公映。要在我们那边，连选题都通不过，”我说。其实，《看见台湾》岂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湾引爆了剧烈的舆论龙卷风，迫使台湾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诺改进。

“应该是习惯问题。大陆政府还不习惯公共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朋友安慰我说。

“兄弟，哪是什么习惯问题。”我急了，连连摇头：“你们有问题但更有办法，所以不怕曝光。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招，只好捂盖子，结果越捂越烂。”

朋友听了，长叹口气。他是大陆问题专家，何尝不懂我的话。两人默默无语，走到影院门口挥手告别。

回头想想，觉得自己似有失态。大概是“慢慢来”三个字刺激了我。经常有外面的朋友那么劝我，我知道他们都好心，但听多了仍不免抵触。我不同意大陆很多问题是快和慢的问题，不是我们性急，不是我们慢一些、耐心一些就可以解决，而的确很多问题都无解，都属于不可治理的问题。

就说污染吧。有次半夜飞抵武汉，从半空望下去，我仿佛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盆，倒扣着整个城市。巨盆中的空气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脏的水。我当时就心凉：这是我栖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脏水中吐纳，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

但是，亿万同胞，确实都栖息在脏水中，波澜不惊。以至于有外媒嘲笑：他们面对雾霾不是上街抗议寻求改变，而是宁愿天天戴口罩。有办法的人用脚投票，一走了之，没办法的人戴上口罩，忍受一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都不否认必须改变，但谁都不相信可以改变。

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一定都伴随社会抗争。有争才有变，这本来是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这似乎不适合中国，中国简直就是规律的黑洞，抗争的量级跟污染的量级完全不对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问题倒逼、危机倒逼，但这在中国更多是幻想，不仅很难倒逼出改变，反而不断地压低底线，包括压低道德的底线和公众的承受底线。

怒其不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情绪。愤怒的口水不仅喷向当局，也喷向民众。极端如烧死四十七名无辜乘客的厦门公车纵火案，都有人为之辩解，声称遇难者并非真正无辜，因为他们面对暴政没有挺身而出，客观上都是同谋，都有原罪。口水满天飞，几乎骂遍天下。

“不争”固然令人扼腕，但追问不能到此止步，还应该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争？难道，真因为同胞的本性？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希望？“争”是需要的；但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完全不问情由，缺乏同情的理解，一概骂倒，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除了盲目的发泄，对社会进步没有任何价值。

“争”需要怎样的条件？还是对比台湾吧。蒋介石时代的台湾，民众也曾被二二八大屠杀的血腥和白色恐怖的淫威吓倒，以至蒋介石镇压雷震组党时，没有任何镇压成本可言，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面随着经济腾飞和均富的实现，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再没有父辈的杯弓蛇影。总之社会已经崛起。有了崛起的社会作为植被，就形成丰富的生态。正是靠这整个的生态支撑，才有了美丽岛的大规模集结，才有了美丽岛被镇压后持续高涨的抗争。持续高涨的抗争宣告了镇压的无效，迫使统治者退让，也才有了解严，有了台湾的和平转型。

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抗争要有掩体，掩体就是社会。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下中国不只政治腐败，更大的危机，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强调的社会溃败。溃败的社会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个人面对利维坦的无力无助，是人性的常态。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怯懦未可厚非，一概归为原罪过于苛刻。

苛求个人不是出路，关键是保卫社会、抢救社会，而这已经刻不容缓。

在我看来，六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损失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在以下两端：一是文化上，即中华正统文化被彻底切断，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的本土的流寇主义、痞子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与同样野蛮的舶来的斯拉夫专制主义杂交，生成畸形的红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难肃清。整个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丛林世界，距仁爱、宽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则愈来愈远。

再一个，就是整个民间社会被连根拔掉。公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结果是窒息、扼杀了社会。本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为要义，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恰恰是反社会的。改革时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并扩大到社会领域，社会逐步生长起来，公权力有所收缩。但进入维稳时代后，公权力尤其专政机器全面反扑。不惜耗费天价维稳成本，对社会严防死守，恐惧一切社会自组织，恐惧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惧一切建立在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由联合。

回头说到台湾。台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宪政体制问题、有司法体制问题，经济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个台湾依然安详、从容。奥妙何在？在于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甚至属于政府的很多职能，也让渡给了社会。比如办证和缴费，通常无须找政府，到家门口的7-ELEVEN，多媒体终端机上敲几个键，就全都解决了。市民办事再方便不过，政府却为此付出很大牺牲，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很多公务员就只好下岗了。

这反映台湾鲜为人道的一个特点：台湾的民主没我们想像的那么好，但台湾的自由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政府该退出的领域，统统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还多。但政府退出后，社会没乱，反而越来越好。几乎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不难及时发现，进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解决。

对比台湾，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社会。从来视社会为最大的假想敌，为了保卫政权，不惜糟蹋社会。社会自发秩序被破坏，自净机制难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则只在统治不在治理，社会问题也就不能不彻底失控，越来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如悬河随时可能溃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公民运动应运而生。它不是像列宁主义那样，只有政权的视角，主张政权中心论，而坚信社会才是我们的主场。它不是砸烂，而是建设；不是破坏，而是生长；不幻想一夜而决一击即中，而是向下扎根，用权利组织社会，培植社会的元气。本质上属于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在任何时候都重要，民主化之前则尤其重要。因为民主化之后，社会建设水到渠成；最紧缺也最难熬的只在民主化之前。而亿万生灵不可能等到漫长的民主化之后再来安顿，现在就必须着手。

这也是我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新公民运动发起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实际地涉入，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把我逼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受难者很多是我的兄弟，仅从江湖道义讲，都不能壁上观。更何况在我看来，新公民运动代表一种价值、一种希望，必须守护。不因镇压而溃散，而是开始新的集结，抗争才会持续；唯有持续的抗争才会让镇压失效，也才会给公权力勘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所以，镇压不应是终点，新公民运动必须接力下去——这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史，或更有助于认识社会的重要。20世纪中国史，政治上往往是一部瞎折腾的历史。无论在朝在野，都是惟政权论，缺乏社会的视角。在朝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社会百般钳制；在野的急于乱中取胜，见猎心喜，巴不得社会越乱越好，苦难越多越好，以至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所有中间道路、所有社会建设，都当作“帮闲帮凶”加以冷酷的攻击。双方都不惜以社会为牺牲品。结果是神仙打仗，社会遭殃。

这一切，我们受够了，对社会的糟蹋该到头了。政治之外，更有社会。社会是我们的失地，社会是我们的原乡。所谓抢救社会，无非从政治手中收复失地，找回我们的原乡而已。这一切，且从凝聚权利共识，从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开始。告别私语，告别怨妇情结，告别政治乌托邦，回到社会，回到生活，从真实的大地上找到力量。这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也是所有权利运动、所有社会建设的意义。彼岸同胞早就看见台湾，回到他们的原乡，无论怎样深重的哀愁，都是他们能够改变的。那么，我们的原乡有多远？改变有多远？

——写于2013年12月13日，许志永被正式起诉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