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著名出版人许医农去世的消息，有一点伤感。至少她主编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我熟悉的，也买过不少。这套书也让我知道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还去拜访过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
更受震动的是看到同为出版人的老六以前发的微博：
很多读书人心中，80年代是无比美好的，那时候有很多好的丛书出版。前几天还有朋友拿给我一本当时的“五角丛书”《我为什么写作》。很多那时候能出的书，现在估计都不能出了。
但是，那种相对宽松的气氛，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时候有一些“出版家”，抱着使命感在做事。光是三联书店，就有好几位，范用，沈昌文，他们的回忆文字都很值得看。
我为许先生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我曾经也是“编辑”，知道这一行的工作状态。如果以许先生为标杆，我几乎配不上“编辑”这两个字。
当然，我工作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有很大不同，编辑无法拍胸脯一定要发某一篇报道。但是，我也确实没有过“发这个我陪你坐牢”的想法。看到记者的报道，真有坐牢风险，我可能还会痛斥他一番。
后来写公号，第一次出现红色的“违规”通知，我也心惊胆战，周围人似乎也感受到危险马上降临了。也许出现了某种文化上的转折。
当然，现在写这样的文章，也并不是鼓励别人去冒险。在追思许医农老师的时候，想到她的好、她的勇敢，仍然是有价值的。她没有鼓励作者去“坐牢”，而是说“陪你去”。
看到一个说法，韩国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著作，当初因为“揭露黑暗”，也被当局处罚，要求负责对外翻译、推广文化的部门，不要推她的书。翻译机构回应，已经和国外机构达成了协议，没办法撤回。他们绕开阻挠，把她的书推广到了欧洲。这就是“文化生态”。
大家都可以作为生态上的一员，哪怕是作为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