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细节勾勒的历史启示》
香港《文汇报》记者 徐全
2013年12月23日报道
作为一名来自内地、居港工作的民间知识分子，冯学荣对中日战争的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香港中华书局以及内地的金城出版社，均出版了他的新作《从甲午到七七》（内地书名《日本为什么侵华》），讲述中日之间不断交恶的历程及细节。在他看来，没有抽象的历史，细节就是历史的全部。■文、图：香港文汇报记者
徐全
《从甲午到七七》，以第一手资料覆盖了整个近现代中日战争史。冯学荣说，只有彻底了解中日两国战争的来龙去脉，才能从细节中提炼出两国能够共同分享的经验、教训，为千秋和平、世代友好打下根基。在他看来，回溯硝烟与血腥，是对所有人的警醒和启示。
探究中日战史，需深究细节
冯学荣深知中日交恶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国人心理形成的影响。以九一八事变为例，他认为不少国人只是执着于真实性大大存疑的《田中奏摺》来谴责日本，但缺乏实质意义的考究。冯学荣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军事强国，却不是富国。明治日本，其国民的税负极重。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教育外，不少用于国防；且彼时日本人口剧增，故而开拓国防线之外的利益线，是日本自认为求得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
冯学荣以学者式的态度，研究了自从晚清以来的满蒙悬案问题、商租权问题等中日交涉症结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他认为，至少从九一八事变来看，包括商租权问题在内的经济利益是根本动因。可在当时，经济问题没用经济手段解决。而我国当前的历史认知格局是：人人知道九一八，但大众对商租权、满蒙悬案等经济利益问题却闻所未闻。他说，只有明白冲突根源，才能避免未来的冲突；经济问题宜经济手段解决，而不应政治化。
他指出，不少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往往缺乏细节化体验。历史是立体化的产物，也是一环扣一环的有机体。然而，部分国人对中日战史甚至整个近现代两国交流史的过程，一般只停留在几个较大的历史事件上。正是这种对细节的轻慢，导致一些国人看待日本、中日关系，只满足于道德高地的谴责，却没有实施内涵的论述，更缺乏对历史教训的汲取、借鉴与反思。
近代日本有一种独特现象–文武分立。1890年实施的《日本帝国宪法》赋予天皇军队统帅权。负责军事指挥的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是独立于内阁的机关。而内阁的陆海军大臣，被明确规定为「现役军人担任」。此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除了在大正天皇时代短暂废除之外，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因此，文官内阁无法有效压制军人。
文武分立，是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的构想。他原本想透过政府军队二元化，让军人不参政。结果反而种下军人干政的恶果。早期的日本政府以军事预算等手段限制军人；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也明定军人不得议论国政；且彼时尚有明治维新的元老在，无人造次。但昭和时期，军人野心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军人的干政野心，伴随日本的民权衰退、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而膨胀。青年军人以「爱国」、「讨奸」、「除国贼」为口号，蛊惑民众，将军人打扮成救国天使。军部高层则动辄以「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或辞职为手段挟持文官内阁。此情势下，日本军人屡屡冒险。九一八事变就是「军人不服从文官政府」的典型事例。冯学荣指出，九一八之后，日本对华友好并与孙中山有革命友谊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明确不承认「伪满洲国」，并派出曾参加辛亥武昌起义的菅野长知来华进行秘密交涉，在已经取得突破进展的情形下，和谈被日本军部破坏。犬养毅本人更是死于军事政变。
后来的淞沪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部屡屡脱离政府管制，肆意妄为、扩大战争，给两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在日本国内，军人以「爱国」为名，以下克上，发动政变；杀戮内阁大臣；在国会压制议员的反战演说；钳制学术自由与新闻自由；建构以军部为核心的举国战时体制。冯学荣说，日本的文武分立导致外交两线化–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究竟文武分立，误国害民是该和日本政府打交道、还是该和日本军人打交道。可见，日本民权政治的消亡，差不多也是中日战端的肇始。
军人必须置于文官政府辖制之下，服从国家利益，不得干政–这是人类社会值得汲取的教训。
以史为镜，守护和平
透过《从甲午到七七》，以及冯学荣在接受访问时提到的细节，能够看出：中日从近代开始交恶，演变为后来的全面战争；从清日战争延伸为对日抗战，一次次的冲突、事变、摩擦甚至杀戮，都源自于经济利益和资源争夺。即以战争手段去开拓和巩固生存发展空间。不仅是中日，欧洲法、德、英等国数度争战，亦是源自经济利益。
在狭隘民族主义之下，争夺生存资源是零和游戏；而零和游戏则往往导致战争。根除战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将「零和游戏」转变为「双赢游戏」。
冯学荣认为，时间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战争作为争夺市场、资源、经济利益手段的方式，已经显得过时不堪。即便是中日两国当前处在岛屿和海洋资源争端中，和平以及维护区域的稳定，都应该是至高的原则与目标。因为，战争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百姓利益的重大侵害。
《从甲午到七七》，冯学荣的民间书写仍然在继续。对细节的执着，为的是中日永恒的友爱与和平。的确，我们看到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得发生二战那种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今日的中日韩三国，已共处于一个大市场中；文化与地理上的接近构成共同贸易的基础；也形成坚守和平主义与友好原则的重大前提。一件产品，很可能是首尔研发、东京制造、上海组装、北京销售；而购买使用者却完全可能从中国的边塞西域、跨域韩国汉拿山、再扩展至北海道。在这样的一体化格局下，若相互敌视、硝烟再起，对千万国民的生活必将生成巨大的冲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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