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动力》之：封口费的故事
冯学荣
眼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历史，恐怕只是一部残缺的历史。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由于当事人、见证人心照不宣，随着那些人，带着那些秘密入土为安之后，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也就跟着深埋于地下、永远不为人所知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知情人闭嘴。
可是，如何做到让知情人闭嘴呢？在历史上，叫人闭嘴，有三种办法：1、杀人灭口；2、政治压制；3、金钱收买。而第三种办法（金钱收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口费”。
在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件大事——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封口费”这玩意儿就曾经出场过。
1839年夏，广东省新安县尖沙嘴（注：尖沙嘴在近代以前，并不属于香港，而属于广东省新安县），中国村民林维喜，和酗酒的英国水手发生争斗，林维喜在斗殴中，被英国水手打死。
事发后不久，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立即赶到出事现场。当时，中英双方已经因为林则徐禁烟一事，闹得很紧张，义律为了不横生枝节，决定掩盖这起凶案。于是，义律派人给了死者林维喜家属一千五百块银元（折算为当今钱银，大约在三百万元人民币上下），换取被害人家属隐瞒林维喜的死因。
义律的封口费，果然发挥了作用。林家收到了大约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百万元的这笔“封口费”之后，林维喜的儿子林伏超，给洋人写下了一份这样的字据：
“父亲维禧（通“喜”），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林伏超，真是个逆子，他父亲林维喜被洋人打死了，他作为林维喜的儿子，不但不到官府报案捕凶，而且还收取洋人的钱财、违心给洋人“洗地”、使凶手得以逍遥法外、使父亲的枉死，不得昭雪。
依照中国的孝道，林伏超的做法，显然属于不孝。但是，林伏超之所以甘心罢休，并不是慑于英国人的炮舰，而是因为洋人所给的这笔一千五百块银元，大约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三百万元，洋人真他妈大方，他服了。
要是在平时，这事也就“私了”了。可是，这次的凶案不一般：这次的凶手，是英国人。
这起命案，很快就传到了林则徐的耳中，林则徐认为：依照林伏超所说，林维喜是被洋人碰撞了一下、摔倒在地面上，脑袋又撞到石头上，死了。哪有那么巧合的事？哪有那么容易摔死的人？
林则徐感到案件蹊跷，于是，他命新安县知县，前去查办。这件事，使林则徐和义律（各自代表大清国和大英帝国）的外交纠纷，迅速升级，林则徐进而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演变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义律在这个案件中，哪一步有所闪失呢？笔者认为：义律在给“封口费”的时候，忘记了给尖沙嘴的村民，人人都有一张大嘴巴，应该“见者有份”才对。可是，义律只封住了林伏超的嘴巴，可是他忘记了封住尖沙嘴全体村民的嘴巴。所以，总是有人说了出去，林维喜一案，终究还是传到了省城广州、并传到了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耳边。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笔“封口费”，就这样打了水漂。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报业蓬勃发展，到了中华民国初年，更是流行起了“言论自由”这个玩意儿。
民国初年的言论自由，可不能小瞧，赳赳武夫也要让它三分。
例如，张作霖是一介武夫出身，他一开始并没把社会舆论放在眼里，他说：“妈拉巴子！老子兵强将勇，怕它言论干什么？”
可是，后来张作霖发现：袁世凯称帝，败于言论；张勋复辟，败于言论……张作霖这才领悟到：社会舆论，其实很重要。
于是，张作霖开始出钱、收买中国大江南北的媒体人。这笔特殊预算，是一百万元（当时的货币），志在堵住全国媒体人的嘴巴。张作霖对媒体人的要求并不高，他并不要求媒体人对张作霖歌功颂德，他只要求媒体人不要批评张作霖、不要拿张作霖话题来煽动民怨。
有一个记者对张作霖说：“大帅既然有这么多钱，用来收买媒体人，还不如自个儿用这个钱办报、参与控制喉舌？”张作霖说：“自己办报太难。办不了。还是他妈直接花钱管用。”
这则资料，来源于1922年版的《曹锟张作霖轶事》)
武夫所见略同。
笔者为本文，插了一幅图，这幅图，是蒋介石的身份证，蒋介石在这个身份证的“教育程度”一栏中，填写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其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然，有些“蒋粉”可能会说：“蒋公的身份证，是别人给他制作的，不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但是，我看这身份证的笔迹，象是蒋介石的笔迹。而即便不是蒋的笔迹、即便填写“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字也不是蒋介石的意思，那么，他拿到自己的身份证，也应该及时告知有关部门，予以更正。一国之首，带头吹嘘子虚乌有的学历，这个榜样，是很不好的。
当然，“蒋粉”们可能又会说：“蒋公的身份证，是有专人保管的，蒋公不可能见过自己的身份证。”如果这样狡辩到底，那就悉随尊便了。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里面，也指证了同一件事：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了五万元“封口费”，意思是要求默认蒋介石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事实上，蒋介石在青年时代所念的，是一所名叫
“东京振武学校”的中专玩意儿，它只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当然，“蒋粉”们也会说：李宗仁与蒋介石不睦，李宗仁的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这些年，中国内地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因为对内地的现状不满，转而同情、甚至崇拜蒋介石。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读书人可取的心态。要知道，当年苏俄这只“老母鸡”，在近代中国所下的两个蛋，基本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其实，蒋介石在他的一生当中，为了掩饰自己的历史、给人“封口费”的事情，远远不止一次。
例如，蒋介石在和陈洁如结婚之前，为了打发小妾“姚冶诚”，蒋介石找张静江讨了五千块大洋，给了姚冶诚，作为“封口费”，并让姚冶诚签署具结书，从此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没过多少年，蒋介石又瞅上了宋美龄，决心甩掉陈洁如，这次为了封口，蒋介石不但给了陈洁如钱财，而且还使用巧妙手段、将陈洁如驱赶到了美国、“念书”去了。
这还不算，陈洁如在晚年的时候，定居香港，当时蒋介石败守在台湾。陈洁如声明要出版回忆录。蒋家如临大敌，热锅上的蚂蚁。蒋家花费重金，聘请了香港大律师，与陈洁如谈判，最后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钱，“招安”了陈洁如、换取陈洁如暂缓出版回忆录。
蒋介石为何害怕陈洁如出版回忆录？因为“蒋——陈”这段情史，有损蒋介石的“伟大领袖”形象，尤其是蒋介石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这一段，一旦公诸于世，蒋公即名声扫地。
以上种种，详参《陈洁如回忆录》。
当然，用钱解决问题，总比用枪解决问题要好。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上也就不算是问题了。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法租界。有一次，蒋介石借了孙中山的小轿车外出。在上海市还龙路（原文如此，疑应为环龙路），蒋介石驾车撞伤了一个法国小男孩。蒋介石当时并没有顾及伤者、立即加油跑了。
很快，法国巡捕房依据车牌号码的登记注册资料，查到了车主孙中山。法国小男孩的家属宣称：要起诉孙中山。孙中山连忙派人对那家子人进行赔钱、给了“封口费”，私了结案。
不要以为这个故事，是笔者故意造谣诋毁，这个故事，出自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04页，何世桢的回忆文章《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这个笔者何世桢是谁？何世桢是国民党人、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少壮派幕僚。
讲到武夫逸事，很难不讲冯玉祥。因为此人实在是逸事太多，基本上什么类型的逸事，似乎都有他的份。
有一次，冯玉祥私服出访民宅，他（匿名）问一户人家：“老乡！这城里的部队（指冯玉祥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拿你们老百姓的东西呀？”
当时，被问的女户主不知道提问者是冯玉祥，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他们拿了我的一只鸡！”
男户主连忙叫停那女户主：“别乱说！听说那老总叫什么冯玉祥的，常常私服寻访，你说人家拿了咱的鸡，传出去，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冯玉祥听到这个，感到十分尴尬，他当场表露身份，并主动赔偿了鸡钱，算是给了“封口费”，以免这对夫妇再在乡间讲自己部队的坏话。
冯玉祥的这件逸事，可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32页。
其实，前文所谈的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这些都还是小事。真正将“封口费”使得出神入化的，恐怕要算戴笠。当年戴笠包养电影明星胡蝶，胡蝶当时已婚，戴笠是从胡蝶人家老公的嘴里夺肉，而且人家的丈夫还服服帖帖（当然是“口服”，心服不服，那就不知道了）
依据戴笠的心腹沈醉的回忆，当时胡蝶的丈夫，名叫“潘有声”。戴笠“搞”了人家的老婆之后，还算会做人，他主动给了潘有声“战时货物运输专员”的职位，并纵容他走私。潘有声得此“油水美差”，发得不明不白。老婆陪人睡，其实也没亏。手中有票子，睁只眼闭只眼。人生，也就这么一回事。
还有更鲜为人知的：近代中国某些留学生，吃过日本的软饭、拿过人家的“封口费”。当然，吃完嘴一抹，态度变不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份《对华（原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拟退还部分的“庚子赔款”，用作“日华（支）亲善”的事业。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讥笑日方：“这只是日本的对华殖民政策而已”。一片讥讽之声。
但是，当这个法案具体实施时，日本将中国支付的部分“庚子赔款”拿了出来、给中国的留日学生发放津贴补助。中国留日学生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妈有钱拿。”于是，留日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排队申请领钱，之前的“反日”声浪，顿时烟消云散。
日本为什么要给中国留日学生发钱呢？因为，当年的日本政府意识到：军事侵略，其实是殖民扩张的下策，要保住中国这块富饶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一代“亲日”的中国人、消弭“反日”的声音。换言之，给留日学生发的这笔钱，是希望他们拿钱之后，不再呐喊反日，实际上，这就是一笔“封口费”。
中国留日学生成功领到日本政府发放的补助金之后，日本政府要求领了钱的留学生写一份“不敢忘记日本政府恩典，我将尽力于中日亲善事业”的保证书。有的留学生反对，宁愿不要这个钱，也坚决不写这个保证书。但是，也有不少的留学生看在钱的份上，还是违心签字、领钱了。
这个资料的出处，是（日）阿部洋所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事业》。除了日方的史料之外，读者也可以参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福庆所写的论文《欧战后日本对庚款处理政策的分析》，里面对于此事，也有相关的分析和记录。
当然，日本和中国积怨已深，不是一两个银元所能解决的。日本政府当年这笔自认为“亲善”的补助，和后来的ODA一样，恐怕都是白給了。
冯学荣
2013年12月10日 写于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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