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一、Meta纵容中国广告欺诈泛滥以保障数十亿美元收入
12月15日，全球通讯社路透社发布了一份重磅新闻调查。报道指出，尽管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使用，但其母公司 Meta 仍在过去几年从中国广告客户中获取了巨额收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内部认定为涉及诈骗、非法博彩和色情内容。路透社从多份内部文件中得知，Meta 在明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仍多次选择弱化监管，以避免对营收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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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披露，Meta 来自中国的广告收入在2022年至2024年间大幅增长，从约74亿美元上升至184亿美元。内部估算显示，其中约19%的收入来自违规广告，金额超过30亿美元。这些广告往往以“加密投资”“跨境电商”和“高回报理财”为名，实际引导海外用户进入诈骗链条。
据悉，Meta 曾短暂尝试收紧监管。2024年下半年，该公司内部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广告的反欺诈团队，并冻结部分新增代理账户。内部报告称，该举措一度将违规广告占比从19%压低至9%。然而，这一趋势很快就遭到逆转。文件显示，在一次被称为“诚信战略转型”的调整后，该团队被要求“暂停”，随后解散，相关限制措施也被陆续取消。
路透社指出，Meta 在中国广告业务上高度依赖代理制度。公司将投放权限集中授予11家“顶级代理”，这些代理再将账户层层分包给下级中介。内部员工警告称，这种结构为滥用系统提供了空间。一项名为“白名单”的机制，使部分大客户广告即便被算法识别为高风险，也不会被立即下架，而是进入人工复审流程。路透社称，这“给了诈骗广告足够的时间完成投放”。
报道还引用内部讨论称，一些员工在提议加强处罚时，被明确告知这一政策对“收入影响过大”。在公司内部，广告准确性与商业增长之间的冲突被反复提及。
调查也追踪了现实后果。2025年3月，美国检方披露一起跨国诈骗案，犯罪集团通过 Meta 平台广告引流，将受害者拉入 WhatsApp 群组实施股票投资骗局，涉案金额达2.14亿美元。对此，路透社记者伪装成客户进行了测试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明确表示要投放被禁止的加密广告，仍可通过 Meta 官方合作伙伴名单找到中介协助上线。
此外，路透社联系了 Meta 公司寻求回应。该公司回复表示：“文件中引用的具体数字并非最终数字，执法行动导致数十个账户被删除。”然而，路透社指出：“关闭这些账户或许有助于 Meta 应对当前欺诈和违禁广告激增的问题，但不太可能从长远角度改变任何行为。”文章发现：“广告商很快就能将广告重新投放到 Meta 尚未关闭的账户上。”
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北京重塑香港政治空间，“高度自治”已然消退
12月15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发布了一份报告，回顾了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政治变化，指出北京逐步削弱所承诺的自治与权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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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料指出，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共同规定：“中国承诺在1997年移交这座前英国殖民地时，将保留香港大部分独特之处”，并保障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新闻、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直到2047年。
当时设想下的“一国两制”制度，并非象征性标签，而是将香港特殊的政治与法律安排写入国际条约与本地宪制文本：“根据《基本法》，香港市民同样享有自由……国际法赋予的保护”。这些权利曾让香港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和社会开放空间。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北京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掌控逐渐加强。该背景资料写道：“但在实践中，北京已限制了其中大部分权利。”在《基本法》框架下原本允许的民主选举、自由表达和议会代表权等内容，不断被收缩或重构。
在1997年后的二十多年里，香港社会曾多次发生大规模抗议，呼吁真正的普选与政治改革。一位分析者指出，香港人民的核心期望并非立即独立，而是对“一国两制”承诺的兑现，以及“普选权”的实现，这意味着“香港行政长官的自由选举”应成为可能。
报告表示，转折发生在2019至2020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北京于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该法律赋予包括中央政府更广泛的惩治权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料指出：“北京于2020年颁布国家安全法，赋予其惩处批评者、压制异议人士的广泛新权力”，并在数年间导致“数十名民主活动人士、议员和记者被捕；投票权受到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受到约束。”
报道特别提到，2024年香港立法机构通过了针对外部干涉与间谍活动的新条款《第23条》，进一步扩大国家安全法的适用范围，加深了政治压制的力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料回顾，自《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北京推动选举制度彻底改造。选举委员会与立法会席位结构被重写，只允许被认为“爱国者”的候选人参选。原本由直选产生的议席比例不断减少，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变得名存实亡。
在这一背景下，曾长期活跃的民主派政党、民间组织和街头运动领袖纷纷解散或被取缔。著名示威领导人，如《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人，被以“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判刑，这些案例成为国际人权关注的焦点；而要求普选的运动空间则日益收窄。
报告认为，香港自由与中国中央政府权力扩张之间的拉锯不仅影响本地社会，也成为中美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交汇点。美国、英国等多国对香港政治镇压表达批评，并采取制裁与外交措施回应。相关记录显示，对于侵犯人权与自治承诺的行为，包括对部分香港与内地官员的制裁行动，已成为国际外交议题的一部分。
最后，报告指出，尽管香港保证了经济开放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报告也指出：“这些举措……引发了对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质疑，并扼杀了香港有朝一日能成为完全民主社会的希望。”香港未来在自治、自由与身份认同上的争议，将继续在全球政治中引发更深层次对话与博弈。
三、美联社：硅谷科技公司深度参与中共“跨境反腐”
12月13日，美联社 (AP) 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报道以黑龙江前鹤岗副市长李传良案为线索，描述了中国当局如何借助高度数字化的监控体系，将“反腐”与“追逃”延伸至海外，而这些技术背后往往有来自硅谷科技公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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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李传良在韩国疗养时接到警告“不要回国”，随后在咖啡馆被陌生人拍照，担心被遣返而转赴美国，以旅游签证入境并申请庇护；但他称，即使身在纽约、加州乃至德州荒漠，仍感到自己被追踪。
美联社写道，李传良的通讯遭监控、资产被查封、行踪在警方数据库中被追踪；当局还通过人脸识别等手段“顺藤摸瓜”，波及到其亲友网络——“超过40位亲友及同事……包括他怀孕的女儿”被识别并遭到拘押。李传良对记者表示：“他们全天候追踪你……无论身处何方，你都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
报道将他的遭遇放入更大框架，称这种监控技术在中国国内被用来“识别并惩处”官员，美联社引述官方统计称，去年有近90万名官员被处理；而在海外，同类工具又服务于“猎狐”和“天网”等追逃行动，美国政府曾批评这些行动构成“威胁”并冒犯美国主权。
文章表示，更刺眼的是技术来源。记者梳理了数百封泄露邮件、政府采购与企业内部演示材料指出，中国监控系统中用于数据挖掘与关系识别的关键能力，往往与硅谷公司产品深度绑定。报道中，美联社特别点名 IBM、甲骨文 (Oracle) 与微软 (Microsoft) 等公司，称他们提供的相关软件可综合分析“短信、支付、航班、通话”等数据，以锁定目标的亲友、资产与活动轨迹。
具体到执法机构层面，美联社称，追捕李传良及其家人的机构包括中国公安“经侦”（经济侦查）系统。IBM 内部材料提及其 i2 项目曾销售给该公安系统。此外，采购记录也显示，甲骨文与微软软件也和中国公安“经侦”系统有业务交流。
最后，这篇报道最终留下一个不安的对照：技术最初被包装为反腐“盾牌”，后来却成为向全世界投射影响力的“动脉”。正如李传良所说：“电子监控是中国的动脉，使其能够向世界投射力量……你每个亲属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被监控和分析，通过大数据进行处理……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