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对人类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什么？》读后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从上到下的领导想的是要GDP，干的是要GD，享受的或受折磨的也是GDP。姑且称之为“GDP迷思”。那时，大家几乎都陷于“GDP迷思”之中。
这股波澜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拉动GDP的手段主要依靠投资基础建设和房地产，造成了泡沫经济的风险不断增大。一直到去年十八大才开始趋于平息。其原因主要是上下对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渴望；另一个次要因素但又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政绩、升迁的预期，因为GDP是考核干部的政绩、决定干部升迁的硬指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社会需求、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相适应。
陈志武在《对人类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经济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的量化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
Clark教授出生于苏格兰，在剑桥大学上大学，哈佛大学读博士，之后先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接着在加州大学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史和社会史。他讲授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为什么呢？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社会发展史中，GDP成倍翻番的几个关键时期：
按照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
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同期，西欧国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从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长到1820年时的1204美元，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也大致如此。
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由此足见，工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这些数据表明，经济的发展或者说GDP的增长速度、水平，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提高水平成正比的。不能设想，在一个文明程度低下、社会进步停滞、科技落后的地域里，经济的发展却提前实现现代化。
那么，人们要问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既然没有实现财富增长，那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那个时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也在经历各时期的改朝换代吗？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对人类社会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走出“马尔萨斯模式”，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使接下来的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会减少，使生存挑战越来越大，导致战争的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在这个周期中循环。因此，人均GDP长久的围绕445美元上下波动。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0.5倍，那1820年在收入增长意义上实际只过了“半翻”时间，而1820年后的100多年实际过了“八翻”时间。”（陈志武《对人类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Clark教授的研究结果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很有启发。按照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50美元（跟西欧一样），到洋务运动的起点时也仅为530美元。在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几千年没变化的情况下，那些制度与文化体系是经历了几千年的检验，还是
只经历了几年、一两个朝代的考验，不存在本质性差别。那些朝代不管叫汉、唐、隋、宋、还是元、明、清，这些细节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是像姓氏而已。
很遗憾，查找不到我国1949年人均GDP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人均GDP381美元，2012年人均GDP6100美元15931美元，比洋务运动的起点时翻十一番。按照量化研究理论，我国近三十年间，初步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工业革命）。
文章指出，VanZanden教授对欧洲各城邦的规模增长率跟政权持续时间、之前的议会活动指数的关系做大样本量化回归分析，并控制其他内生性变量，发现议会活动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发展速度、货币汇率稳定性越高，这些国家在18、19世纪的经济增长越高，并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就是说，早期宪政发展越成功的国家，其暴力革命的倾向性就越低，城市发展得就越快，政权持续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宪政导致政权崩溃”。
这就是说，收入翻倍数越多，对社会结构、对制度的压力考验就越厉害，引发的变革要求就越强。我国面临的任务并不是单一地追逐GDP的增长，而是梳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体制方面的问题，加大改革的力度，降低社会分裂、冲突的风险。
如果看不到这些，只是一味地迷恋GDP的增长，甚至凭主观愿望靠投资拉动GDP，即使一时拉起来，迟早还会回归的。有的人总想让经济飞速增长，岂不知这种增长不仅难以持续，也会危及国家的长期稳定。不顾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只求快速发展，就好比在沙滩上建大厦，等到大厦轰然坍塌，一切又归于零。岂不是误国害人？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建设现代化国家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系统的改革。不能顾此失彼。除了发展经济，还有与之相匹配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当然，也需要精神层面、文化领域的改革。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著名的私立庆应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在《脱亚论》写道：“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603-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进入工业化浪潮，跻身于世界强国。不幸的是，1894年甲午一战，也印证了福泽谕吉关于中??脑ぱ浴?/div>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绝不只是经济上的差距。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人文方面的落后，越来越显现出来。人们追逐利益可以不顾道德，例如那些有毒食品、伪劣产品、坍塌工程、污染环境、贪腐豪夺等等，无不反映我们民族文明发展上存在着顽疾，“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而且这些劣根性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人。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两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日本民族有一个很可爱的特点，叫他见贤思齐也可，说他是欺软怕硬犯贱也行。谁打败了他，他立即跪下来拜师学习。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被英美炮舰洞开国门之后，立即派出精英去学习英美的体制与科技。它的“脱亚入欧”就源于此。
强者永远是霸道的，你为了超越他们，你就不得不忍受他们的霸道，就像韩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样。日本正是这样变得强大起来。一个人睚眦必报，大家肯定会笑他心胸狭窄，没有出息。只记得报仇，对一个曾经因落后挨打的民族来说，也是不可取的。近代以来，我们曾受尽欺辱，一直强调不忘国耻，可以理解。可反过来讲，你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强者因为他们的强大又是我们的师傅，徒弟要超越师傅，放下架子，向他们学习而后创新，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如果因为落后挨过打，就以一惯之的以强者为敌，处处加以防范，不仅像一个没有智慧的鲁莽武夫，好像也永远学不到强者的本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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