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原本不必造成发展，或者不必造成如此迅速的发展。对自然演化说的一个挑战是，把地球的全部历史时间放在同一个进化过程中，仍然不够使大自然从”初始原汤”里演化出哪怕是最原始的生命来。因此，空间是一个比时间更加重要的观念。在足够大的空间里，大量简单运动的互相连接，可以迅速导致”生命”的凸现。而足够多的生命体，在足够大的空间里的相互作用，至少在目前所谓的”社会构造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观点看来，就可以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自我。意识以及性格等等东西。对于人来说，真正麻烦的事情在于，他头脑里大量简单联想的复杂连接凸现出来的结果，是他总要怀着希望和梦想。人追求梦想的实现，基于自然提供给他的手段。这被西方人叫做”理性”。西方理性正在或者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于是人们开始把”理性”认作是人的本性。似乎在理性之外，没有别的”智”性可言。于是”本性”如此的人类在地球的边缘处开始反问：”人类能否超越自我，或是超越客观？”
其实，就在中文的”理性”这个词里，已经包含着不同于西方人”工具理性”的含义了。语词的歧义性，观念的”多语性”，人类语言在空间上的多样性，已经构成了文化变迁在任何时刻的多种可能性。因为，人唯一的本性是”生存”，是运动，是因”动”而起的”选择”。人类生存的基本样式是”语言”。人通过多样性的语言交流，可以改变运动和历史，可以创造文化。不过，我们必须明白，就文化演变的路径而言，没有什么”正途”与”歧途”之分。有的只是因选择而放弃的其他价值。
即便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自然圆融的生活方式具有现代意义，它也只是现代中国人对失去的家园的怀念。他当初决意参加由”船坚炮利”的程度决定的国际竞争，就意味着他选择丢弃绿色家园；他今天试图回到”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吗？那就必须选择丢弃这如山般堆积起来的都市钢筋水泥。你要实现”价值”，你就必须选择，而选择同时意味着放弃。无疑，在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文化传统中，人文和生命的价值曾经高扬过。我们的文字始终保持了”指事”和”象形”的具象特征，形声义转注假借，总能在文字中提醒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抽象”过，从来就没有遗忘过”在世的存在”。然而，正因为没有抽象文字的传统，我们的”世界”概念从来不是从”客体”外部赋予给世界的。我们不习惯于为自然”立法”，我们不愿意用一堆”范畴”把原本自然的世界切割成细碎的局部。于是老黑格尔指责我们的思维”缺乏规定性”，或者，”充满了随意性”。与其说我们的文化具有”现代意义”，不如说它合乎”后现代”口味。因为在后现代思维里，规定性就意味着对自由的奴役，而随意性就正好体现了无数”小叙述”的合法性以及对”宏伟叙事”的解构。我的问题是：还没有玩儿过”现代”的中国人，能心甘情愿地去谈论”后现代”吗？
中国需要补上科学文化的历史空白吗？这个问题只是提问者一厢情愿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历”科学主义”的洗礼已经八十年了。我们古老传统的最新篇章就是对”科学”的崇拜，至少是对这个语词的崇拜。在我们思维传统允许的限度内，我们其实已经补过了”科学”的课，而且比这更加深入的”科学”，也非我们传统所能”弥补”的。对”技术”我持类似的看法。我不认为中国社会将会成为”技术化”的社会，也不觉得技术将成为一种重大的社会力量。只有天真的美国人才会允许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堆数码化的条形卡片，按照各色各样”专家”的建议去生活甚至医治思想。中国社会里的人总是结成小群体的，小群体里的人们总在借各种机会吃喝玩乐，尽管市场半径由于这些小群体之间冷漠的眼光而难以扩展。我相信，当面对面的吃喝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时，技术不会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
毕竟，中国是个后发展国家，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只有一个地球，国际竞争式的发展已经把环境掠夺到了极限。大气和海洋对全人类而言是典型的”公共财”，各国争相要在污染的极限达到之前尽量满足本国公民的物质欲望。这就是所谓”公共财悲剧”。因此，环境问题从始至终就是政治问题。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我没有太大的兴趣。理由很简单，一国之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地依赖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地依赖于世界政治秩序和康德所谓”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实现。经济学家能够提供的唯一观点是：环境问题上的公共财悲剧，一旦实现，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
是否存在着某种技术，例如生态技术，能够既满足了后发展国家自身发展的欲望，又消解了公共财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我对此持着非常悲观的态度。我倾向于相信，工业技术激发出来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会使生态技术能够支持的人口密度大大小于我们现有国土的适合居住面积内的人口密度。那些试图让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的生活生产状态跳跃到生态文明的生活状态里去的人们，他们必须构造一个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的”中国”，或者强制这个庞大的人口把她的受到工业社会诱惑的消费欲望减少到未来生态技术可以支撑的程度。
在不充分的工业化之前过渡到”生态文化”，我能够看到的，似乎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普遍实施的”教育”。生态是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态度和道德意识。接受了这种观念，生活态度和道德意识，一个工业社会的人就可能放弃许多与生态不相容的物质欲望，而且不觉得不自由。以车代步是一种”进步观”；以步代车则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在人人以步代车的群体里居然有人要开车疾驰，就是一种道德的沦丧了。所有这些转变，都取决于教育。可是”十年改革，教育是最大的失败”。最严重的现象是道德失落的现象。
发展，它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是闲暇时间的增长，寿命的延长，以及康德所谓的”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作为物种的”人类”的改善。在世界永久和平到来之前，在”世界公民”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之前，在竞争发展着的人群终于达成某种能够分享已有财富的政治秩序之前，”文明的绿色视野”将永远保持它乌托邦的理想价值。
用”脚”投票与”第五次浪潮”
这题目的前一半是老生常谈。政党政治中用”手”投票；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哪家公司的业绩不好，股民们就撤出资金，另谋出路。虽然是老生常谈，我却有新的说法，并且由此带出新的故事，那就是埃略特（R.N.Elliott，Masteeworks）在临终前的着名预测——2012年结束人类经济三百年大周期的”第五次浪潮”，开始一个新的几百年大周期。我相信，读者不会把这也视为”老生常谈”了。
股票市场是不应当被任何个人或政府以计划方式来操纵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不过在市场经济里生活的人也多半明白，总是有人试图垄断或控制市场，以从中谋利。于是政府要建立”公平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监督而不破坏市场机制的自发性，这是一种艺术，不是什么理论或科学可以解决的。当年法国人看到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搞民主政治很成功，迅速产生经济上的奇迹，也要”东施效颦”，结果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和”红色恐怖”，民主也搞得稀里糊涂，按照搏兰霓(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的经典说法，民主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文化熏陶和习惯培养，把当时的法国人”挤兑”了一下。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监督是一种艺术，需要花几十年时间，培养几代管理者，摸索一整套适合国情的规则，经过十几次金融危机的锻炼……才可以说是初步成熟了。出于这个理由，我不玩儿香港和国内的股票，因为新兴市场的监督艺术和股民们用”脚”投票的经验，都非常可疑。
股票市场如果经常为少数人左右，”市场价格”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妨宣称：所谓市场价格，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不会感到完全满意的价格。这是一个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判断——如果有人向我炫耀，他在某个市场里多么成功以致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一定首先怀疑那个市场是否应当叫做”市场”。我在夏威夷度假，美国大陆的朋友们常常让我提供对纽约股市或特定股票的判断，包括所谓”技术分析”。我的预测——长远可以到几十年，短期可以到几分钟——正确的时候比错误的时候多，算是”成功”吧。但是我很少看”新闻”，从来不探究内部消息。我对股市或股票的预测，完全基于”自然律”。
熟悉我的文章的读者一定会批评我说，把人类行为构成的”股票市场”当成符合”自然律”的东西来预测，这不是犯了我一贯反对的”科学主义”的错误了吗？所以，我还得把我的理由交代清楚。
用”脚”投票的过程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的过程，没有人为任何其他人的投票后果负责。所以，对任何一个股市，对股市里任何一只股票，以及对有关任何股票的任何”消息”的评价，都是完全的”个人行为”。不错，如我在前几篇文章里说的，在高度竞争的美国市场里，有一大批专家分工分析各种股票的表现，并且向股民提供权威性的意见，并且那些大的权威机构（如美林集团）常常可以发布一条意见就使股票价格在当天下降或上升百分之十。但是，在竞争性的股票市场里，专家们的意见也是互相竞争的。如我曾经介绍过的，《机构玩家》作为每年机构分析员们之间的激烈竞争的”诺贝尔奖”(直接与工资收入挂钩)，就是一种竞争机制。因此，权威们不敢为一时的私利而发表误导性的意见从而损害了自己长远的利益（尽管常有这样的分析家被股民控告”误导”）。总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没有什么”内部消息”是真正内部的，没有什么”内部人”可以靠了内部消息变成亿万富翁。这个说法看起来有些武断，但却是金融学理论基石之一——”市场有效性”假设。让我再解释一下这个重要的假设。例如，当某人获得了一条关于某个企业经营业绩的”内部消息”时，当他判断这是一条”利好消息”时，当他马上在市场上买进这家企业的股票时，另一个人也许同时得到了这条消息，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同时获得了其他的”内部消息”，并且他的主观判断是，这家企业会有”利空”表现，从而他会在市场上卖出这家企业的股票。当所有的当事人都努力去发掘和评价各种”内部消息”时，所有的人就都成了市场里的”原子”，没有人可以说服其他人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或者，因反对所有其他人的判断而获得长期的利润。市场的方向就如同历史进程的方向一样，是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千百万个方向的”合力”（恩格斯语），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一个事件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意志时，我们可以说——在严格的康德哲学的意义上说——这件事情服从”自然律”。我于是依此信仰判断股票市场的行为。这一立场当然与我一贯加以批判的”科学主义”或者”历史决定论”完全不同。
按照用”脚”投票的上述说法，我可以讨论股票市场的”自然律”了。几百年前意大利的数学家菲波纳西所发现的兔子生殖规律——菲波纳西数列，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被着名的”波浪理论”股票分析家埃略特应用于股票分析，其惊人的准确性使得当时最权威的技术分析家科林斯(Collins)佩服不已，破例聘为自己韵”合伙人”。当混饨(chaos)理论风行世界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埃略特的分析技术其实就是混饨理论的所谓”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场上的运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度是”显学”，后来被各种新理论淹没了的埃略特的”波浪理论(the wave principle)”又开始在技术分析专家们当中变成”热门”。我在文章一开头引述的埃略特的那本着作，就是1994年出版的他的”全集”。
在股票的技术分析的历史上，埃略特是继承了”道”周期理论（the Dow theory）的第二位大师级人物。他早年并不经营股票，而是以在各地开办茶馆和撰写经济评论文章闻名美国。晚年由于身患重病，急需金钱，才给科林斯写信，要求出售股票预测的”波浪理论”。按照这本书的编辑者的说法，埃略特的思想培养或至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三位最杰出的技术分析大师的头脑。这话不假。因为我在香港大学教授金融学时，注意到技术分析的教科书将”波浪理论”列为继”道”理论之后技术分析的经典。
所有这些与”自然律”有什么关系呢？熟悉菲波纳西数列的读者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菲波纳西数列的读者，眼下只好满足于我三言两语的解释。在大自然中，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必定有其”时间”，物质现象还必定要有”空间”。这也是康德哲学由以开头的两个”先验”概念。至于”精神”与”物质”是否还可以如此两分，请参阅我的其他文章（《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凡是必须要经历”时间”的事情，我们就称之为”过程(process)”。凡是一个过程，就必定不会在瞬间完成，否则就不需要有”时间”，也不会成为”过程”了。凡是不能在瞬间完成的事情，通常分作三个阶段完成，这是我给菲波纳西数列找到的通俗解释，书上没有，不过我相信是正确的。
凡是分作三个阶段完成的过程，一定不会总是向着目标一直走过去，而是要曲折地到达目标。因为如果一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只是一条直线，那就只有一个阶段，谈不上”三个阶段”了，甚至也就谈不上有”时间”了。海德格尔说，”时间”是我们对旧的视野加给我们的限制的突破。如果从来就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没有任何阻力，也就谈不上有”时间”。我不相信菲波纳西有海德格尔的深刻性，不过，我相信这两个人的理论之间有如上所述的联系。
于是，任何一个”过程”必须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在每两个阶段之间一定发生一次”曲折”。所以，任何一个过程必定分作五个波浪：在前进的过程中，阻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使过程发生逆转。这样的逆转应当有两次，因为前进的阶段一共有三个。加起来就是五个波浪。
但是每一次逆转也应当被看作一个单独的过程，也需要时间来完成，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若干阶段。埃略特的观察是，每一个逆转的过程应当有三个波浪——两个沿着逆转过程所决定的方向前进的阶段，一个对这一逆转过程的逆转——而不是五个波浪。道理也简单，如果所有的过程都有五个波浪，那么每前进一个阶段，其逆转的阶段就会把事情带回到出发点，永远不会有终点；只有进五步退三步，事情才有结局。
这三和五的关系，在自然界几乎随处可见，而且可以说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于是一个大的过程分成五个中等的过程；每一个前进的中等的过程分成五个小过程，每一个逆转的中等的过程分成三个小过程；每一个前进的中等的过程里的前进的小过程又分成五个过程，而每一个逆转的中等过程里的每一个与逆转方向一致的小过程也分成五个过程；……如此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混饨理论所谓”分型”的原理。这也是我在股票价格的波动中看到的原理——从几十年的月份走势图，到一分钟的当日走势图，几乎百分之百准确（至少到今天还没有见到例外）。必须指出，对于股票的价格，没有任何理论或任何个人有能力百分之百地准确预测。波浪理论只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个过程的前三个波浪时，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过程或者已经完成（如果它是一个更大的过程的一个逆转过程），或者还需要两个波浪才可以完成。至于每一个波浪把股票价格带到什么样的价位上，那完全是经验判断，与理论的关系很小。记住，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不会允许任何人完全满意。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由于埃略特的巨大成功，他本人的财富当然也相应地积累起来。直到今天，我们在华尔街63号还可以看到当年埃略特居住的豪华楼字。不过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晚年写的一篇笔记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在上述他的”全集”第209－211页上。这篇短短的笔记题目叫做”市场未来的模式(the future patten Of the market）”，写于1942年10月26日。两年之后埃略特就病逝了。这三页纸当中的一页半是对正文的脚注；而正文的一半是两条波浪式的曲线。真正的文字只有六段。但这里凝结了作者后半生的观察和对市场经济”自然律”的惊人准确的把握。这两条曲线的第二条是1857年到1929年股票市场的波浪走势分析。这是作者能够发掘到的全部历史资料的总结。让美国当代技术分析大师们叹为观止的是第一条曲线，那是一条起点是1776年，终点是2012年，跨越二百多年历史，涉及人类三百年发展过程的，巨大的波浪走势曲线。这条曲线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都以虚线画出，表明是作者的猜测和推断。只有1850－1942年这期间的数据是以实线标出的。
在这篇笔记里，埃略特推断，人类三百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作三个上升的阶段和两个下降的或”调整”的阶段：（1）1776－1850年，第一个上升阶段；（2）1850－1857年，第一个调整阶段；（3）1857－1929年，第二个上升阶段；（4）1929－1942年，第二个调整阶段；（5）1942－2012年，第三个上升阶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波浪——第五浪。
为了缩短篇幅，我只告诉读者现代分析家们沿着埃略特的工作继续努力的成果之一，是1997年发表的《大熊市理论》(R.Prechter，The Grand Bear Theory)，作者是目前公认的波浪理论研究的领导者。在这本新着中，作者告诉我们，1972～1978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将近十年的世界经济大调整（从能源浪费型技术转人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用（好是埃略特预测的第五浪潮的第一个调整过程，也就是第五浪潮里的第二个”子浪潮”。而九十年代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的期间，是这第五浪潮的第三个子浪潮。现在，接着这第三个子浪潮，在1997年10月发生的股票市场的大调整，是仅仅才开始的对这第三个上升子浪潮的调整过程，也就是从1929～1942年大萧条以后开始的第五个浪潮里的第四个子浪潮。然后，人类将进入第五个浪潮的第五个子浪潮，并且在2012年结束这一浪潮，这一个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浪潮的最后一个子浪潮。
虽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也读到过这类预测，也知道那些”熊市”理论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熊来了”的叫喊，不过，我严肃地对待这一预测是在读完了埃略特的”全集”以后的这几天里。根据我自己对道琼斯指数历史的分析，尤其是对各个波浪的上升与下降期间所经历的时间的比例的研究，我确实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世界经济在2000年12月以前必须经历一个3年到4年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1997年10月28日以前的若干星期里。我不打算用更加具体的数据来”吓唬”“我的读者。我更有兴趣的，是经过这次大调整之后，2001年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在2012年以前，按照埃略特的预测，世界经济将经历一次”最后的繁荣”——第五次浪潮的第五个子浪潮。
这最后的繁荣之后，是一次调整，它的规模必须与三百年周期的幅度相称。换句话说，调整过程至少应当在五十年以上（假设下降阶段占用的时间是上升阶段占用的时间的五分之一）。我的文章写完了，那些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未来世界的读者，不妨去读我写的本书的另一篇书评《关于我们人类下一个一千年》。
走向”千年之变”
本世纪最后一年，我称之为”千年之变”。我在这个专栏里曾经写过”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千年”的预言和埃略特提出的三百年周期波浪理论对世纪股票市场的预测。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过目前我们正在进入的”大熊市”在人类社会发展长周期里的位置，指出未来五十年会是这一长周期的下降阶段。那篇文章是在年初美国股市高涨的时间写的，现在看来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了。不过直觉后面还需理论的支持，否则就很难区分预测与神喻之不同。
在决定世界经济长期走势的各种力量当中，我觉得有三个是最主要的力量：（1）人口结构的变动。如研究储蓄函数的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的，在一个趋于老化的人口里，由于单位家庭中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整个经济的边际储率蓄趋于下降。这当然会影响投资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技术更新的速度。人口结构的变迁还有更复杂和长远的影响，例如朱利安曾经研究的人口平均年龄与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人口老化所引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又例如人口老化引致的主流政治势力趋于保守的倾向以及相应的阻碍制度创新的倾向；（2）知识传统的转化。这在诺斯的着作中得到了充分注意，他总是强调决策者的心智对决策的影响。这在占据了主流位置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里也可以(用贝克尔的语言)描述为，你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你的口味，而你的口味决定了你的选择。这也就是”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道理。用我的语言表述，每一时刻的社会博奕的均衡解总是依赖于博奕者各自对历史上实现过的博奕均衡的阐释。如此演进，以至无穷。资源配置与产权结构都不过是这样一个社会博奔的演进过程在任一时刻达到某种均衡的结果。不断积累和变化着的人类知识存量，通过对历史的新的阐释而改变博弃参与者们的”世界观”，从而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制度的与资源配置的，后者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走势（参见我的《知识时间和空间的互补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年6月）；（3）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显然的，例如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耗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目前又一次流行起来的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尽管缺乏经济学基础，仍反映自然对人类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限制。想象一下，在人类二百多万年的发展中，只有最后这二百多年进入了”非稳态”发展过程，在此之前是一个漫长的稳态过程，为了使这一过程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社会经济必须保持几乎为零的增长。仅仅凭了目前为止不到全部过程的万分之一的”增长阶段”，我们很难相信未来时代仍会保持这样的增长，除非，人类正在走向灭亡，或者另一种可能性是，除非人类知识进步的速度可以大大超过资源耗尽的速度。
在上述的三种力量中，我不打算讨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因为资源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激励出正面的影响，甚至可能通过收益递增效应引致突变（参见我的《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只能满足于对上述的另外两种力量的影响作一描述，事实上这两种力量相互之间的密切作用，在我看来主要地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上，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几乎总是保持(在高水平上的)相等，于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保持为零。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知识积累导致在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上的改善。决定了出生率的，首先是母亲以及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这包括宗教与道德的教育，也包括所谓”教养”（例如法国宫廷所代表的那种教养）。其次是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引致的父母劳动时间的价值增长，从而，至少在贝克尔看来，儿童的单位成本上升并导致对儿童的数量需求下降，即生育率下降。不论理论是否可信，当死亡率迅速下降时，出生率并没有随之下降，这是一个事实，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转移”。这一变动所带来的是所谓”人口爆炸”现象(当土地资源有限时)，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即经济”不得不发展”的问题）。我在《大学》1998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学讲义，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说明。
人口增长为什么必定导致经济增长？或者，为什么人口增长使得经济”不得不发展”？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不会同意我这么提出问题。政策制定者们也不喜欢我这么提出问题，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人口越多越好”，后者的确是个有些荒唐的主张，只不过它不能从我提问的方式里必然地推导出来。我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解释或许颇有些”残酷”，因为这解释简单他说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人口多而资源少时，人求生的本能和人的创造精神足使人找到改进生存方式的道路，即”经济发展”，而那些没有创造精神的人则逐渐消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人的创造精神很可能会蜕化。这个看法的极端化可以是尼采的”反道德”立场，因为”道德约束”是生存竞争中的弱者用来对付强者的最后武器。在纽约市郊那个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格林威治村里流行一句话：”假如你是天才，就不要顾及道德。”总之，大凡人类社会发明出来限制生存竞争的制度，包括道德和政府，总会或多或少地限制少数人的创造精神。当然，这种限制在我看来往往有必要，社会毕竟是多数人的社会，”公平”或者有节制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合作的秩序所要求的。
众多的人口导致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竞争以及人的创造精神，这两件事情可能(但不必定)导致制度创新及建立效率导向的社会制度。这一可能性，很遗憾，除了欧洲人已经把它实现了以外，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实现过。”西学东渐”的结果是欧洲的市场制度扩张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不能把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我以为道理在于上述的第二种力量——知识传统的转化，没有提供给我们东方人朝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那种心智结构。这是由梁漱溟先生很早以前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过的观点。我在以前写的许多文章里讨论过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即便缺乏建立一个市场社会的文化传统，许多国内学者仍然发现或者”认为”，中国自宋明以降人口与土地比率的恶化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早期萌芽的重要因素。我不愿意苟同这种观点，但愿意承认它合乎直党的那一方面：人口多了，耕地少了，自然有发展工商业的动机和机会，伦理的束缚也就容易被克服了，甚至可以团体转化出新的为工商业服务的，例如余英时先生论述过的”中国近世伦理的世俗化”来。
在开发人的创造精神的诸种条件里，或许，那些专门研究企业家才能的学者们发现，”个人主义”精神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他们认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在科学发明方面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主要因为日本文化过分地压抑个人主义精神(参见琅特尔《各国的竞争优势》)。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与此吻合。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精神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时期”个人直面上帝”的结果(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第一个敢于去吃螃蟹的人确实如鲁迅所说，是很可钦佩的。
宗教与伦理当然与人的心智结构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来实现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从年轻到衰老，人的心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大部分老人缺乏创新精神，甚至缺乏个人主义精神。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当生命之烛即将燃尽的时候，未来价值的”贴现率”会变得非常高，也就是说，创新所带来的未来的好处对创新者而言所值甚少。所以对老人来说，创新激励随时光流逝而减少。假如老年人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位置，那么这个社会对制度创新会没有太大的兴趣，从而当经济发展要求在新的环境下创设新的制度时，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于是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当然，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途径可以改变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例如美国历史上的自由移民政策，对美国经济民主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因为从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的移民，在严格的移民标准下倾向于”正向选择”人口质量——移民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和能力。但是美国正在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关闭自由移民的大门。这将加速人口老化过程，倾向于减少人口平均的创新能力。
上述的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口老化过程恰恰是生育率迁移的产物，而生育率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这样看来，一个已经完成了生育率迁移的人口常常同时是一个享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这意味着知识积累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假如收益递增在这里是普遍规律的话，应当变得更加容易（参见我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增长模式”的说法，换句话说，在这里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质投入的数量，而是知识含量的变动。这也是德鲁克最初讨论”后资主义社会”之为知识社会时所强调过的论点（顺便说一句，时下流行的提法”知识经济”，应当重新定义为”知识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关于知识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是知识社会的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参见上引我的关于”知识互补性”的文章）。
这样，影响经济发展的两种长期力量相互作用，至少就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而言，它们倾向于产生相反的影响。就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经济而言，哪一种力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问题只能从该社会的历史中去寻找解答。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当我没有足够充分的论证时，我总是倾向于相信事情的悲观的那一方面。所以我相信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它的人口正在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它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速度，尽管有增无减，却似乎难以抵消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消极影响。我相信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整个世界的人口都将完全进入老化过程，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进步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速度会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对此不很乐观，我觉得二百年经济发展仅仅是人类漫长稳态社会的一次变式的波动，均衡早晚会实现，增长早晚会消失。
很抱歉，对那些持有股票的读者来说，我这篇文章十分可恨。好在我也持有股票，而且我相信只要选择”好”的企业，股票总会升值的。对于那些仅仅购买股票指数基金的人，就长期而言，我认为那是一件肯定赔本的事情。
”千年之变”就要降临了，人们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千年之变往往使人们变得心理脆弱，感觉敏锐，反应过度。那些想要坚强起来的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公元前1000年，基督元年，和公元1000年的时代发生过什么。对于像我这样的”渐变主义者”来说，千年之变在五十年内完成其变化的最明显的部分，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在”走向千年之变”里，我想要考虑清楚的，也只是未来五十年的变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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