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向来“谨言慎行、正襟危坐、不随便表态”的刻板形象正在改观。
过去官员“亲民”行为主要针对极端底层的人，比如下基层慰问困难群众等，现在则比较务实地针对中等收入的人、针对城市人口。
从统计数据看，三种常规“亲民秀”方式——清扫城市街道、向群众宣传政策和乘坐亲民交通工具出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刘海龙说，作秀是因为官员对民意很在意。
2013年4月17日中午，长沙，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局长袁延文（左）坦然面对媒体的镜头吃鸡肉，他希望以这个举动来打消许多人因禽流感而产生的对吃鸡肉的恐惧。
2014年1月18日，一位网友乘坐公交车时，发现坐在旁边的男子貌似安徽阜阳市委书记于勇。随后，该网友将此事连同照片发到了网上。1月21日，人民网刊发报道时，确认乘公交男子就是阜阳市委书记本人。
这是近期频繁出现的官员亲民行为的最新案例。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各级党政官员开始对外呈现一股“新风尚”：乘坐地铁、为民让路、上街执勤等“非常规”动作不断涌现；当街卖瓜果、上电视做饭、单膝跪地劝说流浪汉等“离奇情节”也屡屡上演。
许多评论将这些行为称为“亲民秀”，一些苛刻的网友甚至说官员们在“作秀”。很显然，普通百姓并没有对官员“亲民秀”做好心理准备，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网络上既有正面赞扬，也不乏质疑批评。
无论怎样，中国官员向来“谨言慎行、正襟危坐、不随便表态”的刻板形象正在改观。南方周末记者对比十七大之后的五年时间，以及十八大召开至今一年多两个时段，分析公开报道可查的中国省部级（含）以下官员“亲民秀”情况，希望借助数据发现中国官员执政理念和心态的变化。
“最理想的是周围围满了群众”
什么是“亲民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的理解是：“明显不是日常行为，也不是你的本职工作。”
“秀”并非贬义词，在实行民主选举的西方国家，政治人物的形象传播类似于广告促销行为，因为每一个选民手中都有一张票，领导人不可能跟每一位选民面对面“推销自己”，所以必须要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传播和塑造形象，以赢得更多选民支持。
中西方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都有区别。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思维是“崇公抑私”，也即集体高于个人，国家、民族、集体至上的观念占据主流。在现实生活中，中国领导人多以公共领域角色存在，私人行为往往被轻视或忽视。
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网络公开报道搜集，发现十七大之后的五年中有47次“亲民秀”报道，十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34次。从2007年底至今六年多时间内，中国各层级政府官员至少上演了81次具有较大传播效力的“亲民秀”。
从官员“亲民秀”的地域分布看，华东地区的官员“拔得头筹”，贡献了23次；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官员紧随其后，分别是17、15和14次；再往后是华北的6次。最不喜欢“亲民秀”是西北和东北地区，这两个区域过去六年分别只有3人次的“亲民秀”出现。
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大之后官员更注重自身形象塑造，“秀”的年均次数为29次，是十七大年均9.4次的3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十八大后省部级官员“亲民秀”的比例明显提高，截至目前已有14人次，而十七大召开后的五年时间里，总共才有11人次。
有五名官员贡献了两次以上，其中四名是省部级官员。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有三次，一次是十七大之后，他任省长时冒雨步行上班；另外两次是在十八大之后，2013年4月李鸿忠被微博爆料在十堰赶火车，2014年1月，他看望农户时帮忙煮饺子。
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有两次，都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一次是2013年10月，他在北京马连道茶叶城执勤；另一次是2014年新年第一天，傅政华佩枪在王府井大街巡逻。
另一名进行过“亲民秀”的省部级官员是南京市主要领导，市委书记杨卫泽。
“很多亲民行为针对的阶层发生了变化。”刘海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官员亲民行为主要针对极端底层的人，比如下基层慰问困难群众等，现在则比较务实地针对中等收入的人、针对城市人口。
“这种变化可能跟网络有关，你访贫问苦的对象是不上网的，针对普通市民容易在网上形成舆论焦点。”刘海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统计数据看，三种常规“亲民秀”方式——清扫城市街道、向群众宣传政策和乘坐亲民交通工具出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分别在两个时间段内占据七成六和五成五的比例。
在刘海龙看来，最理想的亲民行为就是官员周围围满了群众，因为传播的呈现形式是照片和镜头，“需要官员往人堆里扎”。
大街上的人代表真正的、随机的人民群众，明显区别于工厂或学校里的特定群体。刘海龙觉得，这就是一个符号象征，就像西方说的people on the street（意为普通老百姓），“官员这样做显得确实深入群众”。
数据来源：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
“媒体在场其实并不丢脸”
从政治心理学分析，普通百姓对领导人的喜欢并非完全出自理性，一些领导人的个性化举动也会打动受众。十八大之后，官员们的“非常规”形象展示明显增多。
2012年12月20日，河南漯河市民政局长戴友良单膝跪地劝说老人接受救助，就曾引起网络广泛传播。广东佛山市长刘悦伦也有不少“脑残粉”，他也是唯一上演两次“亲民秀”的厅局级干部：2013年8月，刘悦伦带领11个市直部门“一把手”，在微博上与网民实时交流；四个月之后，在佛山市的新年祝福电视节目中，刘悦伦在厨师指导下做了一道焗多宝鱼，并取名“多宝佛山”。
不过，“亲民秀”在中国官员群体中仍属偶发行为，在6年时间跨度内，南方周末记者无法分析得出81次“亲民秀”出现的时机有何普遍性规律，但从个别事例分析，或许跟彼时政局的走向存在关联。
2013年4月下旬三天时间内，中部三省依次有三起官员亲民行为被广泛报道：4月17日，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局长袁延文在食堂吃中餐时，坦然面对媒体的镜头吃鸡肉，他希望以此消解民众因禽流感而产生的吃鸡恐惧；4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十堰站赶火车时被网友微博直播；4月19日，时任江西南昌市长陈俊卿又走上街头，劝阻市民不要闯红灯。
颇为巧合的是，2013年4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另一次集中出现“亲民秀”行为，是在2013年末。郑州市委书记坐地铁出行开会、广州市长坐地铁上班、湖南常德书记市长穿胶鞋清扫大街、佛山市长电视上做鱼、北京市公安局长佩枪巡逻、南京市委书记开放办公场所、云南大理市委书记带头扫厕所、湖北省委书记帮农户煮饺子、安徽阜阳市委书记坐公交车等9次“亲民活动”，占据了十八大之后总共34次“亲民秀”的26%。
从官员“亲民秀”首发平台分析，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新媒体如微博的广泛应用，官民之间互动增多，致使官员非常看重民众的反应。
像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乘坐地铁“偶遇记者”的新闻，就曾引起过争议。一些网友认为，市委书记第一次搭乘地铁就被电视台记者“偶遇”，“从概率学上来说，这的确有些蹊跷”。
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从吴天君身边的工作人员处了解，2013年12月30日当天，吴天君和秘书因为怕开会迟到，就选择搭乘新开通的地铁，让本来等他的驾驶员独自开车离开。
当时在购买地铁车票时，吴的秘书没有带钱，还是吴天君出钱买了两张票。郑州一些当地媒体记者恰好在新地铁里采访，认出吴天君后就上前跟随报道。吴天君本不答应媒体报道，后来勉强允许小范围传播——他让没有上星的郑州电视台播出。没料到新闻一经播出，依然引起网络议论纷纷。
之所以不愿被报道，据吴天君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因为之前书记骑自行车曾被网友批评作秀，所以他希望以后尽可能低调行事。”
“媒体在场其实并不丢脸。”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认为，最关键的是要让“官员秀”形成习惯，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坐经济舱，“一年365天都这么干，这就不叫作秀了”。
“越来越多总归是进步”
通过分析81次“亲民秀”的新闻报道，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职务行为，官员只是作为权力顶层人物（一把手）出现，起到鼓舞、倡导和呼吁作用，新闻报道中也因此常出现官员“亲自”、“带头”等字样。例如上街扫雪就是最为常见的亲民行为。2010年和2013年，时任南京市长季建业都选择在2月带头上街扫雪，借此登上当地媒体的重要版面。
具体到政府职能部门首长，其亲民行为多与其主管业务相关，比如公安局长上街巡逻执勤，交通局长体验道路运输，城管局长捡垃圾等行为莫不如此。
从总共81次亲民秀结果显示，有16次属于官员的“个人秀”，65次是“职务秀”，所占比例为1∶4。
至于“亲民秀”成效究竟如何，普通网友的评论是最直观反映。通过分析2013年三个事例，大致勾勒出当下中国民众对“亲民秀”的基本态度：
第一种是持普遍肯定态度。如201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湖北省人民政府安排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去讲课。叶青到了省政府大门，由于骑的是自行车，被警卫拦住了。他浑身上下掏了半天，直到亮出通行证才被警卫放行。
叶青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前他曾连续8年在全国两会上书公车改革，他本人也长期坚持骑自行车并广为人知。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百度上可搜索到约1，090，000个结果，相关新闻有11篇，都是清一色持正面态度，批评其作秀者基本没有。
第二种是民众对“亲民秀”的真实性存有疑问。2013年4月19日，荆楚网官方微博转发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十堰站赶火车的消息后，微博中的转发量达2240，评论为695，点赞的有29个。受此前一天香港《大公报》就刊发“总书记打车虚假消息”致歉的影响，网上评价多半是质疑该新闻真实性。但从总体舆论走向看，对李鸿忠行为本身基本持正面态度。
第三种是网友焦点并不在“亲民秀”本身，而是转移到与新闻人物相关的其他新闻上。2013年10月19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一身运动装扮骑自行车。在新浪网转发的该新闻跟帖中，有1，997人参与，124条评论。受此前两天南京市长季建业涉嫌违纪违法遭调查事件的影响，许多网民将此行为视为“作秀”，更有一些网民把言论矛头直接指向季建业。
其实不怪网民的热切关注，季建业也是过去6年两位“亲民秀”之后遭查处官员之一。季建业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之后都有“亲民秀”上演，所以两个时间段的数据中他各贡献了一次记录。另一位落马官员是原济南市槐荫区委书记朱玉臣。2009年2月7日，时任槐荫区委书记朱玉臣走上街头“带头”打扫环境卫生。两个月后，朱玉臣被中纪委“双规”。
“亲民”官员面对公众的热切关注和评论，心态同样也很复杂。喜欢骑自行车上班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没想到，他的自行车给有关部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2013年底，叶青曾在半个月内连丢两辆自行车，武汉当地媒体披露此事后，公众极为关注，公安部门压力很大，特意给他打过电话。叶青后来私下曾表示，“以后丢自行车再也不说了”。
还有一些“亲民”官员，在享受公众的关注和赞扬的同时，也害怕这种关注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位曾经有过“亲民秀”经历的市委书记秘书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领导非常在意网友的评论，特别担心舆论过分关注，“如果有好事的网友搜索领导的房子、财产，弄出点事儿来就麻烦了”。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十七大后进行“亲民活动”的官员中，有三成得到提拔，六成多维持原级别不变。十八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除落马的季建业外，其余官员任职情况均未变化。
从各方汇总的情况看，官员也好百姓也罢，他们对“亲民秀”的要义仍不能充分理解。在刘海龙看来，主要因为中国官员没有经受过“作秀”训练，西方领导人从基层选举开始就要“作秀”，相对来讲较有经验，也比较自然。
“亲民秀越来越多，总归是进步。”刘海龙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作秀的目的是因为官员对民意很在意，“如果连秀都懒得作，说明他们根本就不care（关心）老百姓想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