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于滨：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

　　 冷战期间，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1 它对西方政治学及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在持续。2  本文所要描述的是，西方苏联学的发展及其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简单过程，而且是双向、互动以致共生(symbiosis)的复杂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苏联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对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理论借鉴、消化、美国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然而，西方苏联学理论的匮乏和单一性（真正属于苏联学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恐怕只有“集权理论”，即totalitarianism），促使苏联学不断扩展其外延，与其他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亚”理论“接轨”，繁衍出更多的理论分支。

　　 一、 集权主义理论模式

　　 西方政治学中的“集权”理论模式最初应用于苏联研究，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执政期间。此前，集权理论的起源和研究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二十世纪20-30年代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以及后来的德国法西斯政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也被列入集权主义范畴。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包括：取消反对党，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等。3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将集权模式界定为西方文明中的颇有“新意”(novel)的政体，其特点包括：（1）垄断社会的所有权力；（2）全面动员民众支持；（3）有效利用教育和宣传机制；（4）强调国家力量和使用武力的重要性。4

　　 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使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权的批评有所收敛，然而冷战开始后集权理论又成为苏联学的主要动力。其中代表作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兰德(Hannah Arendt)1951年的《集权主义之根源》。5  书中阿兰德把集权主义描述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现象，认为集权主义的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阿兰德所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进化的事实，即西方的现代化（modernity）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右思潮和势力，是产生集权主义的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根源。

　　 五十年代初阿兰德的论点对西方苏联学界影响巨大，也是国际环境使然。1947年3月，标致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杜鲁门把美苏之间的对峙描绘成“集权主义”与“自由人民”之间势不两立之争，以此争取仍然对冷战将信将疑的美国国会通过对土耳其和希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集权主义的概念从此不胫而走，成为前苏联的代名词。6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1950年1月麦肯锡主义出笼，尤其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战，西方普遍认为是斯大林一手操控。阿兰德的集权主义理论因此促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政治和社会性质的讨论。

　　 然而阿兰德对集权主义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视角，且受到其个人经历——即逃离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影响。此外，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却不仅仅是俄国犹太人，而是前苏联党政军的各级领导人。在她以后的著作中，阿兰德也否认了她先前的观点，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仅仅是借口和表象，纳粹的集权主义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意识中对权力和财富占有欲的极度膨胀（megalomania）。7  阿兰德的集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最大的“水土不服”问题，恐怕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极右思潮和势力的“过度”关注，而这不符合美国政治中日益高涨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  集权主义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聚焦西方“极左”即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

　　 1953年，哈佛大学教授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正式启动了“集权主义研究” 项目。佛里德瑞奇出生于德国，就学于海登堡大学，193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纳粹执政后选择定居美国，1936年开始在哈佛任教，8 其学生包括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与阿兰德直接引进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不同，佛里德瑞奇致力于集权主义理论的美国化。在一次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佛里德瑞奇从国家体制极其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1）官方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然而佛里德瑞奇提出的集权模式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质疑，其中包括美国两位最权威的俄国历史学家马克·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和吉拉德·罗宾逊 (Geroid Robinson) ，认为《集权专政》的模式并不能准确地解读俄国的历史。刚刚卸任驻苏大使的乔治·凯南对佛、布二人的观点也不以为然，认为即便是集权政治也是 “动态的”（dynamic），而非一成不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有可能摒弃一些集权的做法，集权统治有可能受侵蚀（erosion）9  对此，与会的“集权派”学者当然不让，哈佛学者摩尔·芬萨德（Merle Fainsod）与凯南针锋相对，认为没有任何集权制度从内部开始变化。他在《苏联是如何治理的？》一书的结尾写道：“集权体制绝对不会弱化其警察国家的色彩；其权利消失之日，便是其制度死亡之时。”10

　　 对凯南来说，苏联政治和社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牵扯到美国和西方的正在不断强硬的对苏政策。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在华盛顿最受尊重的苏联问题专家，与杜鲁门政府日益强硬的对苏政策已渐行渐远，到1953年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离任时，他的现实主义对苏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华盛顿被边缘化。有多种原因促成了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此前数月中：1949年9月22日苏联成功试验原子弹；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使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均成为共产主义国家；1949年2月麦卡锡主义出笼，提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矛头直指在任的杜鲁门政府。面对内外挑战，杜鲁门政府于1950年4月颁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国安会-68， NSC-68），这份由著名鹰派人士保罗·尼茨（Paul Nitze）主笔的文件以强烈的措辞，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奴隶社会”；美苏之争是水火不容；苏联不同于以往的霸权，是建立在“极端的信仰（fanatic faith）”之上，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霸业，欲达此目的，苏联势必扩张，等等。文件最后提出，美国“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而缺乏这一体制令人日益难以忍受。”为达此目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力，甚至发动有限战争，以迫使对手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为了进行有限战争，美国必须动员自身以及盟国的经济资源，以应对此类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安会-68文件提出7点建议：11

　　 1） 由于目前还不能够强迫苏联大幅度改变其政策，因此不要与苏联谈判；

　　 2） 研制氢弹，以防备苏联在1954年时拥有一个有效的核武库；

　　 3） 快速发展常规军力，以便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护美国的利益；

　　 4） 大举增税，以支持这一极为昂贵的军事体系；

　　 5） 动员美国社会，包括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美国人民的共识，即有必要作出牺牲和保持团结；

　　 6） 由美国领导的联盟；

　　 7） 从内部瓦解苏联，使苏联人民成为我们的盟友。12

　　 作为国安会-68号文件起草委员会中通晓俄国事务的成员，凯南和查尔斯·波汉（Charles Bohlen）坚决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如此强硬的措辞，认为苏联并没有称霸世界的大战略；斯大林的所有精力都放在苏联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其实生性保守，担心苏联实力过度扩张；凯南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它会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僵硬、过于简单、过于军事化。甚至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也坚决反对国安会-68号文件，认为它会使美国破产。而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都要求减税。13 只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为国安会-68号文件打了一针强心剂。杜鲁门总体最终于当年9月30日签署了该文件。从1950年1月国安会-68号文件形成初稿，到9月30日杜鲁门签字生效，美国不仅卷入朝战，而且又军事介入台湾海峡，重返中国内战。国安会-68号文件签署的第二天（10月1日），美军率领的联军不顾中方警告，在朝鲜半岛越过38度线，力图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两周后，中国参战。几十年后俄方解密的文件表明，斯大林当时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充其量是指使其亚洲盟国择机行事；斯大林甚至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向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保护。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北朝鲜取胜，苏联多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如果进攻受挫，中共会出面收拾残局。各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极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其逝世（1953年3月5日）。其后苏方迅速同意停战，表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佛里德瑞奇1953年启动的集权主义研究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众多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到1956年卡尔·佛里德瑞奇（Carl Friedrich）与布热津斯基合著的《集权专政》出版时，对于三年前来自苏联学界内外的批评，佛、布二人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集权专政》一书在1953年的集权主义的五个特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第六个特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佛、布二人的基本论点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意义（meaningless）”，仅仅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且前后矛盾，只是对那些弱智者有强烈的煽动性；宪法和政府机构的作用微不足道；集权政体中没有社会的地位，家庭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政治中唯一的“绿洲”。1917年以后苏联的集权专制就势在必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实现突破性进展；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它只能以更全面集权的方式发展。”14

　　 《集权专政》问世同时，第二作者布热津斯基本人的博士论文也成书，标题为《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书中把前苏联的本质(essence)定义为清洗。清洗在一些学者认为是非理性的“冲动”行为（paroxysm of irrationality），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是苏联制度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在苏联政治中，清洗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需求，便于精英的轮换和晋升，因此不会消失。他还警告说，期待苏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变得宽松，是对集权制度的巨大误解，也严重低估了集权统治的不可遏制的逻辑，而这是十分危险的。15

　　 然而佛、布二人集权主义理论，似出师不利。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正式启动非斯大林化进程。美国著名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 集权主义是静态的，属于历史上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耶鲁大学著名俄国问题学者佛来德里克·巴格霍尔(Frederick Barghoorn)则认为集权主义理论忽略了苏联社会中健康和稳定的因素；佛、布二人笔下的苏联社会，更像是 一个“狂人世界”(madhouse)而非是一个社会。16

苏联学界对集权模式的不满，促使人们不断寻求解读苏联体制的其他途径。艾伦·凯瑟夫(Allen Kassof)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苏联的社会是“管理型”的，是“没有恐怖的集权社会(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苏联是现代集权体制的变形，但基本上不需要动用几十年来一般集权社会所使用的极度非理性手段。17  凯瑟夫的观点其实只是在修补集权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