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国正在走进新时代

作者：信力建

我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除了在价值观上，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挠追求理想,不会追求一些通俗的财富或权位，有一条很清楚的道德伦理底线，有感动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人格力量”。有领导能力和高瞻远瞩，意志惊人，果敢坚定外；还必须在事功上有特殊要求：那就是他必须在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扭转乾坤——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魄力和勇气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习总就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而且，他也有能力与魄力进行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这一切或许可以从毛泽东时代说起。毛泽东时代的核心——或者说其特色——就是“斗争”二字。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斗争二字至高无上。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韶山冲时，毛作为一个乡村的农民子弟，在原始落后的农耕工作中看到了战天斗地的必要性，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你要么抗争要么认命，毛的父亲（曾是湘军战士回到韶山冲后成了一个暴发户）是不信天命的人，毛曾回忆在父亲的指示下在雨中抢收晒谷，在与父亲的抗争中得到胜利，毛在走向社会前对斗争哲学就有了深刻认识。毛所处的社会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斗争是时代的主流，哪个年代枪杆子、笔杆子搅得社会风云激荡，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所加入的政党，也是内斗不止，数年间党首曾数度易人。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也带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运用现代的马列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争斗谋略，脱颖而出。 毛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役，在斗争中消灭了无数敌人。他从不认为应该有什么和谐社会，他自己和臣民要在斗争中终其一生。他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体，斗争始终是占居主要地位的。毛在其斗争哲学中，把世界划成了三个世界；把国人分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等许多阶层，让每个阶层享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一大二公的情况下，硬说中国还有资产阶级，掀起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腥风血雨。他信奉共产主义，把所有的资本都收归了国有，但他从不相信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在他一手炮制下，中国社会成了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样本。农民生下来就是农民，他们世代只能务农；地富反坏右的子弟生下来就是贱民，世代只能受歧视。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历史。最为让人开眼的是，他老人家的与人斗，除了跟敌人斗外，更大的兴趣是窝里斗——斗自己的人：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宁都事件”，到他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反击幽情翻案风”，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斗，斗得天怒人怨，斗得民不聊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毛泽东也将这种过时落后的斗争哲学大旗挥舞得遮天蔽日，于是四面为敌，既反帝又反修，搞得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像样的朋友。

而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其典型标志就是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转化为了“金钱”哲学。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视察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时，对市区一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称赞有加。事实上，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在毛泽东走后，其主导的中共，最大的改变是重新审视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其核心是我们终于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承认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限度地承认和允许了私有化存在——毕竟，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动力。中国各级政府在处理与资本的关系上，尊重了市场规律，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律来办事。我国各级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关系融洽、支持，反映了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如果不改变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例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组织；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等。这些变化，为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等，都被无情地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能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也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值得骄傲的。

统计表明，1978年至2011年的32年间，中国的GDP年均9%持续增长，并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而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居世界第二位；GDP约占世界的的9.27%。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然而，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世界上影响日益巨大的经济大国。另外，中国的钢铁产量现居世界第一；中国电视机、电冰箱、DVD、空调、摩托车、手机、钢琴、化肥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磷国、第一铜消费国、第一机床消费市场、第一家具出口国、第一电话用户与互联网用户国家、第一鞋类与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粮食、果蔬、肉类、棉花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养羊大国。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尤其是外贸，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经济上的进步，必然带来个人自由和社会文明方面的同步发展。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对GDP的一味尊崇，加之没有配套的政治体制约束，在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增大，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种依靠权力寻租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领域呼风唤雨装神弄鬼，为社会和谐稳定增加了危险因素。而中国依靠人口红利高速发展的经济方式也难以为继。中国也的确面临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

习近平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从邓小平时代脱颖而出，为中国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现在看来，他寻找的突破口是还权于民的所谓“群众路线“——换言之，中国政治的主轴由毛泽东的“斗争”到邓小平的“金钱”，现在又进入习近平的“群众”。

习近平对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发出了总动员，作出了一系列的全面部署。强调各级领导班子、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模范和表率，特别在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方面，率先垂范、主动作为，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这一群众路线的核心有四：一是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归根结底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共产党是怎么执政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三是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可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很会做“领导工作”，而不会做群众工作。四是基层组织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基层组织是直接同群众打交道、做群众工作的，包括做群众的服务工作和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把群众的要求集中起来，把上级的任务落实到群众中去。在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最引人注目的表态，当属“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其中的“人心向背”指的是代表最广大群众利益的民心。这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招。长期执政，对一些党员干部来说，来自外部的强大生存压力逐渐减弱，权力本身具有的腐蚀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诱惑逐渐加强，导致有些人忘了“我是谁、为了谁”，滋生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选择整治这“四风”为突破口，可以说，中央的目标非常清晰，选择了明确的着力点、突破点，而不是面面俱到摊大饼，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策，旨在务求实效。其要义就在于从民众最看得见的“四风”入手，动员全民反腐，触及官僚灵魂。

这种“群众”路线的意义不容小觑，实际上它与现代社会的“主权在民”一脉相承。所谓“主权在民”的主张是由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他在名著《山中书简》第六书中明确提出人民才是主权者的观念，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又说，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它自己来代表自己。至于执政者，他们都是受人民委托的管理者，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卢梭关于“主权在民”的思想，经两个多世纪众多的政治、法律学者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为众多现代型文明国家政治实践的检验，已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习近平的群众路线方针如果能贯穿始终的话，则中国可以因此步入现代社会——这，当然就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最显著标志。

从历史上看，时下的中国，由于三十多年没有政治体制与相应法治的约束，中国社会已经多少呈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社会”特色，也就是出现了大量家族利益集团。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而盛唐的出现，恰好是唐太宗突破这种士族社会别开生面的结果。唐太宗即位后，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谁又敢断言：今天的中国不能再出现“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