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到两次，十几个业余戏曲表演者都会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公路高架桥底下碰面，带着鼓、钹，还有对夷为平地的村庄的共同记忆。他们很快组成班子，然后开始表演一种几乎已经绝迹的戏曲，即使在当地也很少再听到这种曲子了——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事迹，以及王朝的歌词被淹没在了持续的汽车轰鸣声中。

这些戏曲表演者以前住在雷家桥，高架桥附近一个有着大约300户人家的小村庄。2009年，为修建一座高尔夫球场，雷家桥拆迁，村民被分散安置到几个不同的住宅区里，有的距离原来的村子有数十公里远。

现如今，这些表演者每周在大桥底下碰面。不过，由于住得远，参与人数不断减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没时间。

“我想让表演继续办下去，”27岁的雷鹏说。他从祖父手中接管了这个剧团。“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会想到爷爷。我们演，他就活着。”

在中国各地，像雷家的戏曲这样的文化传统正遭受威胁。快速的城镇化意味着，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乡村生活正在迅速消失，而随之不复存在的还有传统和历史。

“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著名作家兼学者冯骥才说。“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

而这，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根据天津大学的研究，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大约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而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通常情况下，村民除了进城别无选择，从而使这一转变加速。

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城镇化等同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则把出让农村地权视为弥补税基薄弱的一种方式，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驱赶住户然后将长期租赁权出让给开发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平衡预算、官员中饱私囊所惯用的手法。很多地方官员正因和农村土地权出让有关的腐败而接受调查。

破坏村庄及其文化的现象也反映出更深层的偏见。在中国，一种侮辱人的常见方式就是称某人为农民，这个词等同于落后和无知，而最被重视的文化传统则是精英们的娱乐项目，比如山水画、书法以及宫廷音乐。

不过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一项浩大的政府工程收录了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歌曲、舞蹈、风俗、功夫、菜系以及戏剧等易受破坏的传统，其中80%左右来自乡村。

比如，过去几年，冯骥才就记录了天津郊外南乡三十六村遭破坏的过程，而这里是著名的年画之乡。

“不知道它能否存活下来，因为这些人搬到新家后，他们就分散开了，”冯骥才说。“手艺不集中了，也不再被传给下一代。”

雷家桥的戏曲表演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座村子位于原来一条从北京向北通往丫髻山、向西通往妙峰山的进香大道上。这两座圣山当时在北京的宗教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每年，山上的寺庙都会举办长达两周的庙会。北京的信徒们会徒步朝顶进香，途经雷家桥时补充食物和水，还会观看表演。

雷鹏所在的这类剧团被称为“香会”，免费为上香者表演。他们唱的戏基于约800年前的宫廷和宗教故事，采取相和而歌的方式。雷鹏演唱主要的故事情节，穿着亮丽戏服的其他表演者与他相应和。其他村庄也有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但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保留曲目和当地特色。音乐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这些香会大多被取缔，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层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这些社团又重新活跃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遭到损毁的寺庙也得以重建。

然而，这些表演者却在不断减少，年龄也越来越大。在现代生活无所不在的诱惑——电脑、电影和电视的吸引下，年轻人渐渐远离传统艺术。这些表演者生活的场所也同样遭到了破坏。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雷鹏回到原来的村子里走了一圈。现在，那里已变成一堆瓦砾，野草灌木丛生。雷鹏两岁时就跟着祖父一起唱戏。他如今在北京公交公司做办公室工作，不上班的时候就全用来忙剧团的事。

“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那儿，”雷鹏指向一片长满杂草的碎石堆说道。“他们都住在这附近的街上。我们在庙里演。”

这座寺庙是当地少数没被拆毁的建筑之一。（党支部所在地是另外一座。）寺庙建于18世纪，木梁柱，瓦屋顶，周围有大约两米高的院墙。外面刷的亮漆已经褪色，饱经风霜的木梁柱在北京干燥多风的气候下裂开，屋顶有一部分塌了下去，墙体也开始剥落。

“寺庙原来还在历史遗产保护名单上，”雷鹏说。“政府说会重建，但好像没人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记者未能联系到政府的城市规划官员对雷家桥的事情予以置评。

傍晚工作结束后，这些表演者就会聚在庙里练习。就在雷鹏祖父那一代，这些人还能不重样地唱一整天。而如今，他们只能唱几个曲目。一些中年人加入了剧团，因此名义上他们共有45名成员。雷鹏说，由于很难组织大家聚到一起，新来的人学不到太多东西，而且，在高架桥底下表演本来也不怎么吸引人。

“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个爱好，”55岁的李兰（音译）说。李兰在剧团里负责敲锣和演唱。“就是现在出来练习太不方便了。”

过去两年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出资供外来打工家庭的23名儿童学习音乐与表演。雷鹏教他们唱戏，以及如何画上表演时的鲜艳扮相。去年5月，他们在妙峰山庙会上表演，让同样面临老龄化和减员困境的其他香会艳羡不已。

不过，项目资助于去年夏天截止，孩子们便作猢狲散。

“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得是我们村的人，才明白这有多重要，”雷鹏说。“不管怎么说，那些小孩都会走的，学的时间不长，成不了气候。事情是很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剧团的困境中还有一个怪异之处，就是一些传统艺人如今会得到政府的资助。政府将他们列入国家名录中，组织表演，并给部分人发放微薄的补贴。

上个月，雷鹏所在的剧团上了当地的电视，并受邀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中表演。这样的演出获得了合200美元左右的收入，对剧团的重要性也是一种承认。

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杜洋表示，这个剧团是辖区内69项受保护的遗产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保障这些文化遗产不会消失，”她说。“我们国家正走在繁荣昌盛的大道上，如果它们消亡的话，就太可惜了。”

雷鹏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受影响。

在自家的新公寓里，他靠在椅子上说，“老村镇真是舒服啊。”他家的两居室在一个公寓楼小区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离原来的地方开车要半小时。“我们以前有1000平米的房子，把空房间租给外来民工。好多大巴车在附近停，进城很方便。”

与所有的农村居民一样，雷家和邻居们并非土地的主人。中国所有的土地均属于国家。因此，当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公布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搬迁。“没人反对，”他说。“我们知道没别的办法，只能随大流。”

每个人都得到了免费住房，以及价值5万到10万美元的补偿。

不过，奇怪的是，高尔夫球场并未动工，村里还是一片废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因为违法开发，还是可能牵涉到正在接受调查的一桩腐败土地交易。此类信息不会公开，因此村民们只能猜想。不过，他们通常是努力忘记此事。

“我尽量不想太多这种事，”雷鹏说。“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表演和传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