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白永瑞：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

　　 【摘要】中国在世界史上有着史无前例的地理、人口规模和多样性，同时也初步完成了向国民国家的转型。因此，全球对中国的历史独立性及连续性表现出了极大关心，“帝国”便成了说明中国的重要概念。帝国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内外提出的将中国视为帝国的话语：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观。笔者认为这些“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的共同点是，无法用西方的国民国家等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另一个共同点是，虽然都强调与过去遗产的连续性，但并不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这些话语的核心是重思中国，重构中国，因此，可以说是“作为计划的帝国”。为了既充分发挥帝国话语的优势，又能克服其不足，笔者特别强调了“周边视角”，将朝鲜半岛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提出的“复合国家论”与帝国话语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帝国　朝贡体制　文明国家　天下主义　复合国家

　　 一、为什么关注“作为帝国的中国（China as an empire）”？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为了说明国际政治局势，学者们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全球化及重新解读帝国等一系列的主张。①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几乎独掌世界秩序。“帝国”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说明美国的这种霸权而被提出来的。之后，这一概念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在此之前，因为帝国被认为是“前近代性概念”，所以长期以来没能在学界引起关注。可以说，“帝国”是最近才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的。②但是用帝国来分析中国，似乎与上述学界的动态没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帝国”概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说明中国的工具，是因为与逐渐衰退的美国经济（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相对，中国逐渐崛起为大国，已经到了被称为“G2”的程度，因此更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历史独立性产生了兴趣，“帝国”这个概念也随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③

　　 回顾过去，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用“国民国家”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概念无疑对我们分析中国起到了重要影响。在20年前，笔者也曾从“国民国家的形成与变形”的视角贯穿了中国的近现代史。④在此之前，学界对中国近现代的主流的历史认识是：清末以来，尤其是在清日战争中（1894～1895年）败给日本以来，中国的文明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天下”到（万国之一的）“国民国家”的转变也变得不可逆转，当时的中国人也将完成这一转变视为时代的课题；在中国人完成这一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的正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是，笔者在1994年发表上述文章之际，韩国社会与论坛刚刚开始了对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一时的韩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性探讨。笔者适应这样的思想潮流，试图将民族主义与国民国家分离开来，分析其动态的结合过程，而不是将两者的结合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后来，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笔者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更进一步着眼于国民国家的“解放与压迫的双重作用”，将20世纪中国史整理为：既是“国民国家的历史”又是“国民被强制的历史”，并提出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迫切需要“新的国家构想——即制约国民国家的强制性、激活（国民国家的）解放功能——的时期”。⑤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韩国学界，裴京汉提出了国民国家的形成这一视角是否适合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的疑问。⑥同时，帝国这一概念也开始运用于对中国史的理解上。再后来柳镛泰提出中华民族论具有“内化了的帝国性结构”⑦；全寅甲通过“帝国性国民国家”的概念，主张从连续性的角度理解中国的传统与近代。⑧笔者也试图从帝国性的角度，将中华帝国秩序的变迁与其后依次由日本帝国以及美帝国主导的地域秩序进行了比较。⑨这样一系列的变化正是韩国研究者们想要主动地分析（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与韩国）在世界地位变化的意愿发挥作用的结果。⑩

　　 文在适应韩国学界的这种崭新潮流的同时，试图阐明从帝国的角度而非国民国家的角度分析中国近现代史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首先，本文将那些试图用超越国民国家框架的方法分析中国（史）的主张（无论是否直接使用帝国概念）——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论等，视为广义的帝国话语，并对这些主张进行批判性的探讨。

　　 在进入本论之前，笔者想先对帝国这一处于不断争论中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整理。当然，因为帝国这个概念极具争议，所以这种整理也仅限于为了明确本文的主张。因为韩国不但没有经营过帝国的经验，而且还受到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韩国人很容易将帝国等同于帝国主义，进而对帝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在本文中，笔者不愿将帝国（empire）11这一近代以后翻译过来的词汇当作道德评价的对象，而愿意宽松地将帝国规定为，拥有广阔的统治领域，同时常常表现出对外膨胀倾向的广域国家。因为统治领域宽广，所以帝国具有统合多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宽容（或包容）原理。简言之，帝国性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

　　 考虑到这种界定会显得太抽象，笔者打算先整理帝国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差异。帝国具有包容其领域内居民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原理抑或“战略性宽容”12的特点，而这与强调国民同一性的国民国家是不同的。国民国家要求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的一致。所以，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那样，国民国家不具备统合不同民族集团的原理。13同时，帝国与国民国家在空间上膨胀后要求服从、进行掠夺的帝国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国民国家在空间上膨胀以后，像日本那样，虽然标榜为“帝国”，但实际上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的。14当然，构成帝国的各个要素之间不可能平等地结合，（帝国的）中心会对其周边进行支配，即形成一种“中心—周边”关系，这种中心与周边的支配—被支配关系成为帝国的基本结构。简单地说，帝国的中心，具有只介入帝国周边的外政而不直接干预内政的倾向。15

　　 即便（暂时）这样界定帝国，仍有尚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其领域的范围到底应该算到哪里？与国民国家明确的国境（border）相反，前近代的帝国，是用面状的境界区域（frontier）来划分其统治领域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的（统治）范围里也表现得十分清晰。通常，理念上的中国帝国——天下（即世界）——与历代王朝实际统治的现实中的中华帝国的版图是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的。同时，实际统治的领域是通过与四夷接壤的面（即外境，一种被称为疆域的灰色地带）和其内部的（非中国人）少数民族间的内境来划分的。那么中华帝国的实际版图到底延伸到哪里呢？我们不妨将内外境界区域内的部分视为现实中的中华帝国。但是存在于境界区域外部的周边各国与中国帝国也缔结了朝贡、互市、蕃部、条约等一对一的国家间关系，那这些周边国家是否应该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呢？这既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16笔者想强调的是，现实的帝国与理念上的帝国的领域是十分流动的，在具体的状况下，存在过前者试图扩张到后者的倾向（即帝国性）。笔者在此将原来中华帝国的版图（proper China）扩张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清朝的领域——其中的大部分今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视为现实的中华世界（的极限），将包含其周边国家的圈域视为东亚地域秩序。当然，因为两者有时会相互重叠，所以不能忽略两者关系的可变性。17

　　 继帝国的概念与领域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从帝国的视角考虑中国有什么优点。强调“作为帝国的中国”这一视角的白井聪甚至认为“如果不自觉设定这样的视角，那么，将无法加深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理由：

　　 中国的前近代帝国没有分解成多个国民国家，至今还维持着中世纪帝国的性格，这种特殊性决定着现今中国的存在方式，同时，如果说现代是从国民国家的时代飞速转变为“帝国”的时代，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原有的帝国的性格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18

　　 关于此引文的后半部分中提到的时代转换的问题是否得当，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但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的主旨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暂时放到一边。但其前半部分提出的理由还是可以接受的。从汪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中存在“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重叠关系”19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出，用来说明西方人的近代经验的框架——帝国与国民国家的二元论，即帝国到国民国家的转变——是无法说明中国人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历史经验的。即只用国民国家或只用帝国无法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因此，笔者也曾经用过“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20这一比喻。当然，也可以像全寅甲那样，用“帝国性国民国家”这个将两个概念合而为一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同时也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概念。综上所述，虽然帝国这个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但这一概念有助于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起到强调其独立性的作用。这正是帝国话语的第一个优点。

　　 用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国时，我们能获得的第二个优点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研究中国史时容易陷入的问题，即传统和近代的二分法（dichotomy），进而注意到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第三个优点是，可以确保一种将中国这一帝国与古今中外的诸帝国进行比较、分类的世界史的视角，即便这种比较仅仅是形式上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可以充分显现出中华帝国包容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原理或运作方式，也就是膨胀与宽容相重叠的帝国的运作方式。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帝国话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首先，帝国这一概念（或形象）除了具备宽容之外，还具有膨胀的要素，因此有可能会唤起中国内外对帝国消极的历史记忆。第二，仅仅依靠过度强调中国史的连续性是无法克服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法的。我们不能忽略庞大帝国在按照近代世界体制的规则成为一个国民国家的过程中，依旧会显现出其连续性。只有完整地理解中国史中的间断与连续的复杂关系，才能有效克服二分法的历史观。第三，仅靠各种帝国类型的比较是无法确保世界史的视角的。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中心与周边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是通过双方向的对抗与变化来完成的。（在帝国主义的描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的单方向的影响，但在帝国中，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是这种单方向的关系。）即使庞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但作为其中一方的弱小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即使是从帝国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也不能忽略中国与东亚地域秩序的联动性，同时，作用于此的国家间体制这一世界史的规范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帝国话语所关注的基本行为者是国家而不是社会，因此将帝国概念适用于中国社会时，尤其是适用于中国近代史时，可能会忽略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dynamics）。

　　 因此，本文特别强调将中国视为帝国的“周边视角”。通过强调这一点，希望既可以充分发挥视中国为帝国这一视角的优点，又可以克服其不足。笔者在探讨了有关中国的帝国话语之后，再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主权重构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这一角度来批判性地探讨帝国话语的用意也正在于此。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始分析那些用来说明宽容与膨胀相重叠的帝国性的帝国话语的主要分支。

　　 二、帝国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之一）：重思朝贡体制

朝贡制度是很多用帝国概念说明中国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华帝国的运作方式。但是，那些认为现代中国与中华帝国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而且这一连续性会以帝国的形式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学者，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作为历史研究者，如果笔者仅仅用历史学界关于朝贡制度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他们的主张与历史现实的相符程度的话，将很难开展有效的分析。因此，笔者打算把重点放在这些观点对预测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