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就经济总量而言,美中分别占据第一二位。同时,美国还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起码在名誉上——是世界最大也算最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诸多因素聚集在一起,说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最重要也最纠结的关系,当不为过。我们不妨为开始(1804-1941)、转折(1941-1972)、重启(1972-1996)到发展(1996-现在)四个阶段来对其进行个大致的鸟瞰。

一、开始阶段

中美关系,始于近代。1804年,美国“爱丽华号”商船来华,这是中美开始正式交往的源头。1844年,美国驻华公使在广东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开始了中美之间的正式来往。在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常常唯英国马首是瞻,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华外交也逐渐独立。1900年前后,欧洲列强各自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为保护在华利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他们向美国开放。这一政策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对列强提出了要“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从而避免了中国被彻底瓜分。此后三十多年,“门户开放”成为美国对华关系基本原则。辛亥革命后,美国是西方列强中最早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弗兰克·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特别顾问,还鼓励美国银行家向中国的铁路和工业投资。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美国表示反对,同时却承认日本在满洲等邻近日本的地区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中,美国再次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一战结束后,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上,日本代表要求将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中国代表去见威尔逊,希望他主持公道。威尔逊表示:他对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惊讶,建议中国代表也坦率地陈述中国的主张。但最后威尔逊却向日本让步了。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中国空欢喜一场,取代一种不平等的是另一种不平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中美关系因此陷入停顿,这一停顿直到二战后的珍珠港事件才告结束。

二、转折阶段

二战开始阶段,美国保持中立,对中国抗战基本上是不闻不问,还在暗中向日本贩卖废钢铁等战略物质牟利,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国向日本宣战;中美关系才出现转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4年里,中美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双方达成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讨论对日战略,《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领土。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论”,设想美、英、苏、中,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的方式来维持和平。把中国列入四强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因为美国在亚洲需要有一个支持者。因此,美国不顾英国反对,支持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也是中美关系在转折时期的最大亮点。然而,随着日本投降,中美关系又随着国共内战而陷入摇摆不定状态:开始,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日本投降当日,杜鲁门命令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就说明这一点。虽然这样,但美国还是希望中国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因而在国共冲突之初,美国进行了全力调停。然而,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共双方并不理会,仍旧为权力大打出手。美国调停国共纠纷失败后,开始援助蒋介石打内战。1949年8月发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美国承认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达22.5亿美元。但随着国军的败退,1948年末美国开始调整政策,从“阻止中共取胜”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开始与各国大使接触,主张各国外交官留在南京。 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国使团中只有苏联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因为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国在北平的兵营等房产后,美国终于撤走了全部驻华人员。接下来的朝鲜战争、台海危机、敌意的政策更是使得两国关系顺转直下,正常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双方长达15年(1955-1970)的大使级会谈只是各说各话:中国想要解决台湾问题、被美国冻结的资产;美国劝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谈判。136次会谈只达成了一个协议,西方媒体称之为“聋子的对话”。

三、重启阶段

中美关系重启的机遇源于中苏对峙。中苏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国的决策层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战略机会,直到老罗斯福之后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现实派尼克松走上前台。1968年9月,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必须找机会制造变化。”她,指的是中国。本着共同利益,中国接受了美国方面的橄榄枝,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转秘密访问北京。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席位。1972年2月27日,中美达成《上海公报》,次日发表——其中有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一年之后,双方又发布一份公告,同意将共同“抵抗”任何国家在“全球”建立霸权的企图。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决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关系全面解冻,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稳步推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这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组经济数据中清楚地看出来:1978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20%。1990年,双边贸易额118亿美元(美方统计为200亿美元),2000年,则达到745亿美元(美方统计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3年,更达到1246亿美元(美方认为仅对华逆差就达12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则达1600亿美元以上)。截至1998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为180亿美元,在香港的投资额为140亿美元,总计320多亿美元(不包括对台湾投资的50亿美元)而截止2003年9月底,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投资额已达430亿美元。1990年,中国是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1996年已成为第4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连续成为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500多家最大公司中的50%以上在中国投资。

到1989年初,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1989年初,70%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极有好感。然而,这一过程却被随之而来的六四风波中断,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之下,老布什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设法维护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反对国会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1992年,新当选竞选总统克林顿宣称:“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中美关系因此陷入低谷。

四、发展阶段

直到1996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国愿意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分歧,中美关系才开始改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97年江泽民访美,次年克林顿访华,两国视彼此为“建设性战略伙伴”。此后,尽管发生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也没有影响中美关系重回正轨。1999年11月,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00年,美国通过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时曾攻击克林顿对中国过于软弱,就像当年克林顿攻击他父亲一样。2001年他入主白宫,中美关系也紧张了一阵。先是发生“撞机事件”,而后美国同意李登辉访问、陈水扁“过境”,并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但几个月之后,“9·11”事件迫使美国重新思考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一变而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合作者,两国又成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克林顿、小布什先抑后扬不同,奥巴马一上任就对中国很友好。或许这是因为当他上任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预期更早地摆脱了危机。奥巴马曾向媒体公开表示,中美关系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国务卿希拉里则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有战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可以携手共进,取代“八国集团”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突如其来的“9·11”和金融危机使小布什和奥巴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后冷战时期美国要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金融危机,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合作独自担当。此外,环境和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也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多年,2010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800亿美元,经济上互相依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渐成利益共同体。  回顾中美关系,我们看到:尽管双方在200多年的交往史中,有各种曲折、停顿甚至后退,但总的来说,中美两个大国还是在致力于国际和平,反对法西斯主义和霸权主义,促进民生方面有良好合作,而且在大的方面(比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苏联霸权主义方面)都彼此协调并肩作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美关系,应该象2008年6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时说的那样——“我们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模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美国与中国就是必须合作共事,如果我们要解决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许多挑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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