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上）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党。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党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党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越是需要“哗众取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