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专访冯学荣
（2014/3/20）
＊日本“殖民主义”国策是中日战争的根源＊
摘要：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新浪历史特别采访了《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等书作者冯学荣，从史料出发，为大家解读他眼中的“九一八事变”、“田中奏折”、“谋杀张作霖”等历史事件。以下是访谈实录：
新浪历史：历史教材说蒋介石、张学良对日不抵抗，您说蒋、张对日处置不当，损害了甲午之后日本在华殖民利益，这两个说法似乎是矛盾的，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冯学荣：并不矛盾。1923年国民党和苏联结盟之后，苏联支持国民党打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
国民党为了打倒北洋政府以便上台执政，不但高喊上述口号，而且在实际上，也做出了排英、排日的行动。
例如，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在东北实施了“抵制日货”、“包围满铁”、“禁止租地给日本人”、“建设葫芦岛港”
等激进抗日行动、以及枪杀日本军事测绘员等。
蒋介石、张学良这样做，从中华民族的感情上而言，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年正是日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自从1905年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攫取到的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显然不会甘心拱手交还，再加上日本自认为需要保住东北军事据点、以防范苏联俄国的向南扩张。
这样一来，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也激起了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于是，以日本军人为首的右派激进势力，决定反弹。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丢掉东三省之后，蒋介石、张学良方知道：日本果然不好惹，这下，蒋介石决定隐忍，这就是后世人所熟知的：“不抵抗政策”。
所以，蒋、张是在1926-1931年这几年间对日外交较硬、而1931-1937年间对日外交则较软。其“硬”、“软”的分界线，就是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
新浪历史：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要责任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
冯学荣：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过底：现在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也群发电报到东北各地的军警机关，要求：即使日本人闹事，也要隐忍。
这些史实，都是有史料依据的。所以，就当时而言，尽力避免和日本爆发战争，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在东北，不抵抗，也应该是一起“大概率事件”。
新浪历史：您认为中日战争是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政治手段避免的吗？如何避免？
冯学荣：我并没有在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中提出“中日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而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但是，多年以后的我们，现在回头研究中、日双方关于当年的史料，至今可以基本还原的事实，似乎是比较清晰的：国民政府上台之后的激进外交，推倒了中日战争的其中一块多米诺骨牌。
当然，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是日本有错在先，日本在1905年从大清国手中攫取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因此，第一块的“多米诺骨牌”，是日本人在1905年所推倒的。这样说，似乎也能成立。
总之，日本当年的“殖民主义”国策，是中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这个定性，我认为至少从现在的材料来看，应该仍然是成立的。
那么，假设国民政府对日本延续晚清、北洋以来的绥靖政策，尊重日本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地的既得殖民权益，中日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呢？
我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晰的：甲午战争之后，晚清、北洋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战争的确是没有爆发过。
新浪历史：有人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国策，就是要侵华，只不过是在其国内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或者说是在日本国内经历了一个各种势力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
冯学荣：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推敲推敲。什么叫做“侵华”？英国侵占香港，算不算“侵华”？算。但是英国当年有没有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没有。
同理。从这个意义上的“侵华”来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其“侵华”思想，其实远远不止在甲午战争之后，而是在更早之前，具体而言是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就开始有了。
在当年日本人的眼中，所谓的“满蒙”，也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东北三省，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两层重大意义：
1、经济。日本是资源贫瘠国。当年日本人认为：没有资源不安全。
2、国防。日本需要防范俄国，而东北三省是一块“对俄战略缓冲地”。
所以我说“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蓄谋已久”这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因为有史料证据支撑，日本人自己也是承认的。
而至于流行很广的
“日本灭亡中国蓄谋已久”
这种说法，性质则完全不同了。我很乐意接受这种说法，可是很遗憾，我至今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日本人也一直否认这一点。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永远正确。说不定哪一天日本挖掘出来一份旧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纲领》，里面明确写着：“无论如何，必须灭亡中国”。那么你、我、他，都无话可说了。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讲，这个论断的史料依据严重不足，而且相反的史料反而很充分。这些都在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中有详细讲述，此不赘述。
尽管这些话不中听，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说什么话都要有依据、有证据、有出处，这一点，我认为做学问的人应该坚守，不能向人屈服。
新浪历史：据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当时在国内是支持率很高的，日本历史上是否一贯把向大陆扩张看做日本强国发展的唯一方向？
冯学荣：应该讲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许多政治精英主张向大陆扩张，主要有三个原因：
1、当时是殖民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向亚洲扩张，日本当时号称学习西方，连这个也学了。
2、日本资源缺乏，认为东北是日本民族千秋万代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日本需要防范俄国，而需要至少在东北取得军事据点，以“御(俄)敌于国门之外”。
所以，说当年的日本精英有
“大陆扩张”的思想，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新浪历史：田中奏折是真的吗，怎么评价田中奏折的内容？
冯学荣：从侦查质证的角度而言，判断《田中奏折》是不是真的，最科学的方法，是鉴定该奏折上面“田中义一”的签名是否属实。比如说一份“借条”，是不是我写的？那么就要看我的签字，字是我签的，借条就是我写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文件连日文原件都找不到，有的只是中文翻译件，是日籍台湾人蔡智堪声称从日本皇宫内“摹写”出来的。
这里需要注意“摹写”两个字。所谓 “摹写”，是拿一张透明薄纸、覆盖在原件上，用笔描出来的。但是蔡智堪本人深谙日语，依照常理，应该直接用笔抄写即可，没有必要用薄纸“摹写”。摹写的效率，显然大幅降低。
什么情况下需要“摹写”呢？比如说：你现在派我去抄写一份泰语文件，我看不懂泰语，我只好用薄纸覆盖、逐字“摹写”。甚至即便我不懂泰语，我也可以依样画葫芦、直接抄写，总之，蔡智堪没有对“摹写”的必要性，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更别说1927年当年微型照相机早已问世。
所以，蔡智堪所写自己“摹写”
《田中奏折》的经过一文，是有逻辑漏洞的。
除此之外，《田中奏折》还有其他的漏洞。比如说：奏折提到“《九国公约》签署之后，山县有朋与大正天皇会谈”。须知：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2月1日，而《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6日。也就是说，《九国公约》签署当天，山县有朋就已经死去五天了，不可能死而复生、与日本天皇开会。
如果从法庭质证的角度来看，提出这份《田中奏折》的人，既拿不出它的原件，也拿不出它的复印件，应该讲，这样的证据，是得不到法官取信的。这一点，可能普通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此中的逻辑，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退一步而言，即便《田中奏折》是真的，它也只是一个“吞并满蒙”的计划书，并不是一份“吞并中国”的计划书。我建议对这份奏折有兴趣的朋友，要先细读这份奏折，再作评论和判断。
新浪历史：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反日活动是怎样的？
冯学荣：如果提问的是1931年之前的反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1、“包围满铁”。张学良在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周边，建设各种铁路，采取低票价的方针，迫使“南满铁路”生意江河日下、濒临破产。
2、“葫芦岛港纠纷”。日本人一直经营大连港。而张学良则建设葫芦岛港，对日本经营的大连港构成了强有力的、甚至是致命的竞争。
3、“抵制日货”。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古今大同小异。
4、“商租权纠纷”。张学良在东北，禁止中国人租地给日本人经商、耕种。
5、“修筑铁路纠纷”。张作霖生前允诺给日本修筑一些铁路。但是，张学良一直拒绝兑现。
6、“杀日本人”。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
例一：
1927年3月，“南京事件”，北伐军杀死日本侨民一人。
例二：1931年5月，东北军杀死军事测绘员中村震太郎等二名日本人。
主要为以上。也许仍然需要补充。
而如果提问的是
1931-1937年 这段时间的反日活动，则主要有以下几项：
1、“抵制日货”；
2、“抵制日本开设领事馆”；
3、“杀日本人”。从日军士兵，到日本记者，到日本间谍，到日本警察……。。而高潮则为1937年7月27日爆发的“通州事件”，在此事件中，由中方策反的“通州保安队”，杀死了235名当地的日本侨民。
应该还有其他，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新浪历史：是谁谋杀了张作霖？
冯学荣：刺杀张作霖的指使人河本大作，在历史档案里留下了《自供状》，另外，河本大作在东京对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此事，《小矶回忆录》有相关记录。再者，河本大作的朋友菅原宪亮，也留下了相关的证言。应该讲，河本大作刺杀张作霖一案，史料依据是比较充分的。
几年前有人提出“苏联间谍元凶”说，据说是翻阅苏联特工人事档案而得出的新发现。但是我认为：即便苏联有这个档案，也不能必然推翻“河本大作元凶说”。道理很简单：苏联特工
“谎报业绩、冒领功勋”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新浪历史：卢沟桥事变的真实经过？
冯学荣：日本在北京周边驻兵，基于1901年《辛丑条约》，驻军的初衷是防范义和团再起、保护京津一带的侨民和外交人员。
我只谈史实。而至于这个驻军行为，是有理还是无理，那是另一个话题。
1937年7月7日晚上，这个日本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宛平城边、卢沟桥旁的空地上演习。在演习的过程中，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在黑暗中向日军开枪。于是，日军集合，点名，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日军认为：士兵是被中国国军绑走了。
史料显示：这个“不明人士向日军开枪”的情节，应该是存在的。因为日军的描述、和当时宛平城里的国军营长金振中的讲述，是一致的：都听到了那些冷枪的声音。这个，双方的记录，都有史料依据。我们写史的，当然不能口说无凭。
而至于这些冷枪是谁放的？则至今未明。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嫌疑。日本人的嫌疑，在于事发之前，日军营中有“七夕有大事发生”的传言。而中国人的嫌疑，则在于事发前，中方统战人员鼓动国军第二十九军 “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
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有史料支撑的，具体出处都在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书中，有详细的标注。在此不赘述。
“冷枪”之后，这一小队演习日军认为：枪是中国国军第二十九军开的，于是日军敲打城门、要求入城、搜查那位
“失踪” 的士兵。国军电话请示上级之后，拒绝开门。而日军也请示上级，于是日军决定开战。
双方打打、谈谈、停停，直到7月11日，日本首相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增兵华北。日方的史料认为：庚子拳乱是前车之鉴，此时华北日军的兵力处在弱势，应该增兵、以防万一，否则华北日侨随时可以被屠杀干净。
当然，日本这次增兵，是“以防万一”？还是蓄意扩大战争？日方的史料，是否存在故意篡改的可能？未知。倘若要篡改，则需要联络许多历史当事人、要求“统一口径”，在战后拥有言论自由的日本，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但是，后世相当多的日本学人认为：日本内阁这次增兵决定是鲁莽的、愚蠢的，也是灾难性的。
而在南京这边，蒋介石则认为“忍耐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如果此时再作妥协，蒋介石恐怕大失民心、保不住政权了。
鉴于此，蒋介石作出了“在上海打一仗、呼吁国际同情”的决策。于是，蒋介石下令国军主动对日本驻上海虹口陆战队，发起了进攻。淞沪战役打响。中日战争，全面开打。
新浪历史：日本人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对中国的真实打算是什么？
冯学荣：史料显示：在1931年之前，日本对华政策主要为以下几点：
1、保住1905年取得的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路矿等殖民权益；
2、实现《民四条约》等新条约所取得的新权益，例如东北“商租权”；
3、希望张学良能与日本结盟合作，确保日本在满蒙地区的地位。
而在1931-1937年这段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则变成了：
1、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
2、要求中国华北地区“特殊化”，最好是“独立”；
3、要求中国联合日本、反苏反共；
4、要求中国采取亲日的经济政策。
为什么会有这个“质变”呢？因为在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东北，日本的民族主义也狂热了起来。日本政府骑虎难下，不可能违反军心、违反民意，将东北拱手归还中方。
新浪历史：抗日战争胜利过去了近70年的时间，您怎么看中日关系的未来？
冯学荣：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日关系的前途是悲观的。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对日政策，有且只有以下四种方案：
1、隐忍相处。
2、呼吁和解。
3、口头强硬。
4、出手开战。
我不敢肯定采取哪一种方案，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不敢随便发言。也许有人会批评：知识分子如果不对国家大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在没有确切把握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地发出连自己都不敢肯定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正是出于这种敬畏之心，我决定做好自己的本分，不对现实的中日关系指手画脚、而将它交给掌握更多数据和信息的人士、让他们去策划和应对。
但是，尽管如此，有一点我还是想说：对日外交，应该围绕“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不能被民粹主义牵着鼻子走。我想，这是我唯一能说的一点看法。
(责任编辑：新浪文史
谭文娟)
《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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