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观察员 王韬
在中国，“关系”可以创造财富。利用和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从商牟利的例子比比皆是，干部子女从商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也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论断。但是如何用数据提供证明？这样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其他变量和机制？
两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的贾瑞雪和长江商学院的兰小欢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当官和子女从商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相对而言，在有“大政府”的省份，官员子女更容易从商，并且获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什么样的政府是大政府？研究采用的标准是省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考虑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开支是比财政收入更为合适的衡量数据。分析显示，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反而有更大的政府。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收集，根据行政区划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包括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这一调查不仅包含受访者个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还有其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信息， 这为该研究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文章采用了2003、2005、2006、2008四年的数据。
拥有企业或自主就业（self-employed）被认为是经商活动；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被定义为干部。在本调查中以受访者18岁为时间点进行考察，有24%的受访者父母是干部。作者在统计分析中排除了其他地域特征变量（比如经商环境和商业文化等）的影响，也排除了受访者的多项个人特征，比如教育、年龄、婚姻状况等的影响。
两位学者发现，在政府规模大的省份，干部子女经商概率更大。各省政府的规模和“官员子女与平民子女从商概率之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政府规模每上升1%，干部子女从商的概率增加0.7%。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是否是干部对子女是否从商影响较小，但相对来讲，在政府规模越大的省份，干部子女比非干部子女更容易从商。
干部子女在“大政府”下从商是否更加有利可图？数据分析发现，政府规模大的省份，干部子女经商所获得的收入也更大。相比之下，政府大小对于不从商的官员子女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那么，干部出身到底有什么好处？文章重点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是直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在受访的商人对自身成功因素的评估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商人比平民出身商人更加强调社会关系的作用。本文指出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朋友圈子。研究采用春节期间非亲戚访客的数量来衡量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结果发现，官员子女的人际圈的确更广，朋友更多。第二个资源则来自婚姻。研究者发现，干部子女更有可能选择来自干部家庭的配偶。这种干部家庭的之间的联姻，被认为是另一个带来更多商业利益的来源。
“大政府”之所以让干部子女商人受益，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此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大政府”官僚化程度高，运行效率低，而有关系资源的商人则能更轻易地应对这样的政府，调动所需资源。其次，大政府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寻租和腐败机会。比如政府采购，就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赚钱的好机会。
从更长的时间纬度来看，“什么样的人从商”其实是一个衡量中国社会激励结构的指标。论文中的另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无论是干部子女还是平民子女选择从商的概率都不断上升；但自九十年代中期后，这一趋势明显变化，平民子女从商的比例开始下降，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则仍保持上升。2000年之后，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也一直高于平民子女。由此也不难推测，“关系”在今天并没有变得更不重要，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企业家的活动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因素，也本应该成为那些出身条件不好的人改变命运的渠道。但是正如论文所发现的，在一个“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企业家群体更有可能出身那些本已掌握优质资源的家庭，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政见”此前的 一篇文章 中，观察员张跃然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很多研究证明的不过是一个“常识”，研究还有什么意义？他认为，学术研究不仅以较为严格的方法证明“常识”，还明确了让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让泛泛而谈变成明确而可信的论证。贾瑞雪和兰小欢的这篇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参考文献】
Jia, R., Lan, X., GSB, C. K. (2013). Red Capitalism: Cadre Parents and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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