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生活世界里的禁忌和限制造成了语言交流的阻塞和暧昧，但却无法消除语言交流需要本身，于是，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便被创造出来，“你懂的”就是这类语言创造中的一个新品种。例如，近日，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委书记讲话稿抄袭遭网民举报，报道后，有网友说：领导讲话哪有不抄袭的，原因嘛，你懂的……又例如，3月27日有报道说，一位网友给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委书记留言，称村里集资修路遭遇诈骗，现在已经集资3年，可是2公里左右公路的修建问题还是迟迟解决不了。网友很无奈地调侃说：“诈骗工程就该我们老百姓买单吗？政府和承包商有没有什么？你懂的。”
人们对“你懂的”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也能运用自如，有人把它当作趣谈，有人称赞它是一种机智交流和应答，还有人说它不过是像英语中“you know”那样的口头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觉得，“你懂的”在公共语言中如此广泛运用，甚至成为“两会热词”和官方语言，已经不再是一件可谈可不谈的小事。例如，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行将结束，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提到外界关于某要人的报道，问政协有何回应。发言人回答说：“我和你一样，在个别媒体上得到一些信息。无论什么人无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这句“没有回答的回答”居然不仅得到在场记者的掌声，而且还在事后被赞扬为贴切民众的说话方式，着实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事例。
话语有公域和私域之分，这两个领域中的教养和礼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在私人交往和交谈中，私人之间有一些话语之外的彼此了解，因此，有的事情不宜说穿，也不必说穿，大家彼此心里有数，能心领神会就行。所谓話留三分．石中藏玉，这是交谈者为了避免造成不适而保持的一种彼此默契。这是他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制或胁迫。
但是，公共领域中进行的陌生人之间的公众交谈不同。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背景，他们的交流不可避免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因此诚实、公开、准确、明晓的语言也就更为重要。在公共交谈中不能公开透明，不是由于礼仪或教养，而是畏于某种外来的禁忌和禁止。交谈者对打破禁忌或挑战禁止的“严重后果”都心知肚明。因此，他们的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是委婉和礼貌，而是隐瞒和自欺。
乔治·奥威尔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造成什么样的语言，而什么样的语言，则又会强化最初的原因，导致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在公共生活中，既然是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为什么不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中的犬儒主义。“你懂的”产生于一种扭曲的，犬儒化了的公共信息环境，反过来又会加剧这个环境中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征便是“看穿”但“不说穿”，不说穿是因为看穿了“说”的无用，而且还看穿，说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是一件可能对说的人自己有害的事情。
要想说穿的人总还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得弄个明白，说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地装傻。不想说穿的人则认为，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是否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因为想弄明白自讨苦吃。犬儒主义的“看穿”和“不说穿”都从极端功利主义出发的。
极端功利主义是犬儒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在犬儒主义弥漫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抱着“看穿”的生活态度。人们对假话、欺骗变得习以为常，既不相信，也不愤怒，抱定“难得糊涂”，只当没有这么回事。少数坚持说真话的人仍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说真话，无非也就是说出一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又无法说穿的事情。开始还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真话感兴趣，把他们当社会良心来尊敬。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和讨厌起说真话的人来，嘲笑和咒骂他们是用心不良的“臭公知”。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俄国人》一书中谈到过前苏联社会中对说真话者类似的鄙夷和抵制。他开始对这个现象感到不解，后来有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苏联朋友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既然他们能够看穿每一个人都在说谎、欺骗，那么又何必去说穿。如果有人坚持要说穿，要讲真话，那他一定是比承认自己不诚实的人更不诚实的家伙，活该被骂一声“臭公知”。
犬儒主义让人既能看穿别人的假话，又可以自己不必说真话。它更能让“你懂的”成为一个说了等于没说的新招数。在公共语言里，“你懂的”一旦泛滥，会成为一种形同雾霾的公害，因为它让矫饰冒充为智慧，把含糊其辞当作正当修辞，因此也使真实在犬儒的语言中变得更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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