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罗平汉：也谈延安整风的缘由

　　
对于延安整风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整风运动，普遍的看法是为了解决党内长期存在、危害严重的教条主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不过对此亦有学者并不认同，理由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王明并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李东朗《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那么，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延安整风的主要矛头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可以说深恶痛绝，最根本的是，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毛泽东一再说，教条主义使苏区与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其中包括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不复存在，近十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仅剩数千人。

　　 毛泽东反感教条主义，除了上述因素外，也与他曾受到教条主义者排挤打击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那些后来被认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但年轻，而且较为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是在革命已经成功的苏联学习，觉得自己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因而难免自我感觉良好，对毛泽东这样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有怀疑，认为”山沟里面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一旦从莫斯科回来的留苏学生进入中共领导中枢，掌握领导权力，就会与毛泽东这种对”本本”并不看重的干部发生摩擦与冲突。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全会一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派任弼时、余飞去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精神，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加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加强理论指导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终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织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一开始与毛泽东还相安无事，毛泽东还一度（这年10月）取代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不久双方便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叶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上有名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强调中央苏区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其表现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这次会议还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毛泽东所担任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之职自然被免除。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正式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仅为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之一，只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可以说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排挤、打击的开始。

　　 1932年4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即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强调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但”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则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文章具体列举了各种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且指责”中央苏区的同志””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中央苏区的同志”，其实指的就是毛泽东。

　　 更为严重的是，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召开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总政治部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宁都会议结束后，留在宁都的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研究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担任此职）由周恩来代理。自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已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到长汀休养，但他在中央苏区仍有较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仍是贯彻”正确路线”的障碍。1933年2月，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刚进入中央苏区，就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用意无疑是希望通过此举肃清毛泽东的影响。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前，博古本想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职务一并取消，但由于早在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的名单中，已将毛泽东列为第十号，所以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还是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在这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毛泽东虽继续保留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位，但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被张闻天取代。这就使得毛泽东不但在党和军队中失去了发言权，就是政府中的那一点发言权，也被博古等人给剥夺了，”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原本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就相当厌恶。中央苏区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使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尤为反感。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曾给教条主义者画像，说他们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且说：”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

　　 谁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运动的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延安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形成了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风气，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一句话建国后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

　　 教条主义虽然是一个时期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表现在哪个人或哪群人身上，但在毛泽东眼里，教条主义无疑是具体的，有具体的目标与对象。在后来的整风中，王明成为反教条主义的头号目标，成为整风运动的众矢之的，但在毛泽东准备发动这场整风运动之时，他眼中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恐怕还是张闻天。

　　 张闻天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经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9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博古为总负责人，张闻天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即参加了博古组织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后分管政府工作。”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中逐渐觉察了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特别是1934年1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上，博古采取”一箭双雕”之策，一方面将张闻天从中共临时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中架空了毛泽东。但也正因如此，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共同合作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格局，形成了著名的”毛洛体制”，即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成为党的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在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这段时间里，毛、洛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这体现在取得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中共实现了从国共对抗到国共合作的转变，共同抵制了抗战初期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主张。但是，他们之间在个人性格、工作方式、教育背景等方面又有明显的差异。据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即便是”毛洛体制”刚刚形成的长征时期，他们之间就有一些矛盾。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习惯于在夜里工作，早上起不了床，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泽东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而且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泽东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萧扬《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杨尚昆也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分歧，”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与调动情况，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著名的《长征组歌》中便有这样两句歌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可是，当时的红军指战员怎能想到这是”出奇兵”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