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25岁的林飞帆是这次反对两岸服贸协议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占领立法院的第582小时，台大政治所的研究生林飞帆换上了一件全新的黑色T恤。这是落幕的时刻——3个小时后，持续占领了议场24天的“太阳花学运”将要宣告退场。全城媒体最后一次把镜头聚焦在此时此地这个25岁学生领袖身上。这时人们看清楚，他T恤上陌生而醒目的四个字是：“和平占中”。
林飞帆没有解释为什么换上这件黑色T恤，台湾媒体也不以为意。仿佛电影进行到尾声，埋下出其不意的伏笔，其实只有期待着续集的观众才会留意。
香港人却把这一幕深深看进了眼里——林飞帆换上的是香港“占领中环”的行动T恤。这件T恤，是香港公民党副主席、同时也是“占领中环”义工组成员的陈淑庄，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三天去到现场“观摩”时，作为纪念品送给林飞帆的。她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时穿上，让太阳花学运的最后一个镜头，遥遥指向香港。
过去一个月，在台湾反服贸运动的论述中，香港一直是隐形的参照系：它首先被视为“中国因素”侵蚀下的负面教材，“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成了太阳花学运中常见的口号；另一方面，香港从去年初开始蓄势的“占领中环”行动，以非暴力公民抗命为原则，以争取不设门槛的“真普选”为诉求，也给了台湾公民抗争以灵感。处在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与历史进程中，台湾与香港已经很多年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互关切，并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共振。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和林启骅通话的时候，他正在立法院，充满热情地向我实时直播院内的情形：“占领的时间纪录牌刚刚换成了560小时”，“学生们正在筹备一个行为艺术，灯光音响正在调试”，“很多学生在打扫卫生，再过两天就要退场了不是嘛”……“香港？这里几乎每一天、每一个演讲都会听到人讲香港啊。”
林启骅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从占领行动的第一天就在立法院，一直到最后一天。除了在场内帮忙，他还和40多名台湾各大学教授一起，在立法院周围的街道上摆开流动课堂：“街头的民主教室”。他在马路上给通识课学生讲“民主法治”，也加入那些临时起意的广场演说。“有一次演说，我问场下有多少香港朋友，我看到三四百人里举起了十几只手，”林启骅说。
太阳花学运中香港的影子让他印象深刻。“‘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口号不是空穴来风，不止台湾人这么说，这么多天你看到很多香港朋友专门飞来台湾，关心和支持这运动，他们跟你说，香港已经死了。”
立法院门外的空地，有香港女生彻夜坐着，身旁的横幅写着：“我是香港人，不要有第二个香港。”还有男生脖子上挂着纸板，给人拍照，纸板上写：“我是香港人，请台湾踏在我们的尸体上想你们的路。”
照片在脸书上传开，引发海岸那一边，更多香港人的唏嘘与悲叹。
不过，林启骅并不同意“香港已死，台湾挺住”这一论调。但他理解说这话的港人的情绪。而正因为这真实存在的悲观情绪，才催生这一边的台湾，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样看起来退无可退、必须背水一战的运动口号。
“我在台湾看着香港，有点像看着一个更接近黑洞的小星球。”林启骅说，“这个星球有自己的价值，而我看着它在不断瓦解，瓦解的速度和形态非常触目惊心。我也看到反抗，他们在反抗这种自我价值流失的过程。我开始研究香港的秩序怎样被另一套秩序取代，香港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命运。就在这个过程里，刚好台湾也开始面对，危险也来到我们面前。”他说自己所讲的“黑洞”，“不单是中国，而是中国夹带的经济秩序。它不光冲击港台，也冲击整个世界。”
台湾中研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用一套“中国因素”论述，更具体地描述了这个比喻。很多人认为，这套论述，正是近年两地共振的青年运动的基础。
吴介民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国共平台”为媒介在两岸形成的“跨海峡政商集团”正在变成一种准制度化（却不民主）的机制，令“中国因素”可以借资本力量达到政治目的，比如“给予某些台商特殊优惠，而使其改变政党倾向，或使之成为‘中共代言人’；或运用中资、亲中台商、或其他白手套组织，在台湾进行企业购并、‘恩宠交易’”，进而影响台湾政府决策、媒体舆论、乃至政治秩序”。
2008年他在学界首次提出这个观点，但并未进入大众视野。直到2012年，大陆台商蔡衍明所掌控的旺旺中时集团欲并购新的电视频道，遭到媒体与知识界的强烈抵制，反对者认为并购案后，蔡的媒体势力不仅会形成垄断，更可能影响新闻自由——《中国时报》2008年被蔡收购后立场已急速转向亲中。
2012年7月青年学生发起“反媒体巨兽”运动，呼吁抵抗中国借台商资本垄断媒体、干预新闻自由，“中国因素”自此一下成了坊间热门词语。
就在台湾青年“反媒体巨兽”两个月后，香港爆发了反国教运动，高喊“我要思考，不要洗脑”的中学生，要求政府撤回必修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
“反国教”运动12万人包围香港政府总部的第二天，台湾各界召开记者会声援，参与声援的就有“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的总指挥林飞帆——是的，“反媒体巨兽”的核心成员，如林飞帆、陈为廷，正是两年后反服贸运动的核心。
在与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当时才15岁的黄之锋等人连线时，林飞帆说，在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中，他看到了本质的相似性：“反对思想钳制”，“台湾是透过资本家和媒体来钳制思想，而香港则是透过国民教育”。他还呼吁，“香港和台湾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学生的部分，应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个2012年，吴介民撰文称之为“中国因素”元年，他说台湾的总统大选、旺中事件、壹传媒交易中显现的“中国政府与亲中资本的身影”，“让人意识到‘中国因素’此一庞然巨物”。他说要警惕“台湾香港化”，但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则给了台湾许多灵感。
这个语境里的香港，是在“中国因素”的取景框中呈现的香港：大陆客挤占本地资源、“逼爆香港”，以廉政公署为代表的廉洁香港受到内地官场腐蚀，亲中资本入主的新闻出版界念起审查与自我审查的紧箍咒……香港正爆发的深层次社会、政治危机，顺理成章成为负面案例，令台湾反观警醒自己。
和仍有殖民记忆、曾试图以“民主回归”推动解殖的上一辈知识份子不同，“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快就接纳了“中国因素”论。从新界区抢购奶粉的大陆妈妈、广东道街头豪掷千金的自由行游客，到中环高层的太子党富二代，再到越来越强势插手香港事务的中联办，这些回归以来，香港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来自中国的冲击、影响，都很容易被放进“中国因素”这个朗朗上口的词筐里。有些时候，“中国因素”甚至似乎在用词上都嫌寡淡了，香港舆论为此起了个更有荒诞喜剧色彩的名词：“强国人”──比更早前的“蝗虫”还多了一点对权贵的解释力。
这一整套在台港两地迅速流行起来的论述，未必是吴介民“中国因素”论的原貌──因为这个词汇本身的模糊性，它的意涵很容易被扩充为无所不包，比如从最初只针对权贵政商转向包括普通市民，游移性很强，复杂性则可能被抹杀──但它在两地社运界与知识界，都引发了相当激烈的争议与分化。
在台湾，有学者批评它简单化，如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赵刚：“中国因素”的概念掩盖了“中国崛起”给地区带来的历史性与结构性变化的复杂性，这种拟人化的处理，“只是在把我们自身的真实苦闷越过结构与历史，短路地找到一个立即宣泄口而已”；更多批评，如活跃于社运界的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胡清雅认为把社会中原本动态、复杂的矛盾归结到“台湾VS中国”框架，容易在多元的社运光谱中，诱发出原本隐而不宣的“统独”分歧，令议题失去焦点。
台湾“统独”、“左右”争拗多年，而在香港，“中国因素”所引发的站队和归边尤为剧烈。偏向捍卫本土自治的，对“两制”的沦陷焦虑不已，偏向以香港特色贡献中国发展的，对“一国”的动摇忧心忡忡，两派互相讥笑对方为“本土胶”和“大中华胶” ；舆论迅速两极化，站在“反蝗虫”和“爱国爱港”两个极点中间，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不被标签化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青年世代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现形。对他们来说，身份认同的变化已经不是假命题，在台湾和香港皆是如此。
台湾《天下》杂志2009年12月的民调显示，18到29岁的台湾年轻世代认同自己仅是“台湾人”的比例高达75%；香港大学2013年上半年的民调显示，18到29岁的香港年轻人中，只有14.6%的人认同自己是“广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比97回归时低了一半都不止。
“本土认同”的升高与对形象糟糕的“中国因素”的排斥，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在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很难辨析清楚。但可以确信的是，这内因和外力促使年轻世代政治觉醒，他们不甘被权贵政商或“主流”言论摆布，关注本土议题，捍卫本地“生活方式”（台湾）和“核心价值”（香港），并以网络连结成相互支持的共同体，以社会运动的手段，大声地表达诉求。
从台湾的反媒体巨兽、香港的反国教、到今年的太阳花反服贸，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下，或许便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在两岸经贸合作的ECFA框架中早已言明的后续协定，会遭到台湾年轻人这么大的反弹。反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反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程序不正义）、反“中国因素”捍卫民主，是反服贸运动同时具有的三个面向。而当林飞帆穿上“占领中环”的T恤，他对香港彰显的，显然是台港共振最强烈的第三个面向。
“今日台湾，明日香港”
香港的大学生会心地接下了这一棒。他们在学校里贴出支持台湾占领行动的标语、口号，其中一句尤其耐人寻味：“今日台湾，明日香港”。
“台湾说占就占了，你看我们，讲了这么久也没有行动！”大学四年级的Eric（化名）悻悻地说。他任职香港学生组织，也是“占领中环”行动组的成员，因此要求匿名。当“占中”还在漫长的“商讨日”里逐个讨论枯燥的普选方案时，他难以掩饰自己对这个运动的灰心：“民间对占中越来越没有信心，他们担心‘三子’（指占领中环运动的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不会去占，只是一个幌子。你问我，我虽然是成员，我现在也觉得他们不会去占。他们拖的时间太久，太多商讨，我觉得就是给政党多一些时间跟中央去谈判。”
“我觉得，占中必须要提前发生，”Eric说。
3月23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宣布，将发动各界人士7月1日占领中环。这个时间比“占中”原本的计划提前了很多。
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坦承受到台湾学运的鼓舞，他说，台湾学运的论述和行动准备“证明学生都可以带领社会走得更前”，而香港学生，亦不必要等待“占中”带领，“学生本身都有自主性，我们可以随时有理据，有时机就行动。”“政府已经拖了30年，不用等到他们给我们一个烂方案，我们才发火！”
陈树晖和同学在台湾学生撤出立法院前一天，去到台北观摩学运的组织及分工安排。学联并表示，短期内就将成立行动组，在各院校动员学生及展开论述工作，预料一旦占领，人数不会少于八千人。
但另一方面，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后，持亲中立场的民建联在香港所做的调查显示，反对“占中”的香港民众比例一度攀升至66%，是去年至今最高。
虽然自我定位在“理性激进”，但“占中”运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两种没有停止过的质疑：一是“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说占就占咯！难道你想妥协？”；另一是“有没有必要搞这么激？有商有量嘛。难道你要搞乱香港？”（根据浸会大学政改调查报告，支持采取“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平均在38%上下，反对则有54%。）但台湾学运的发生，同时刺激了香港激进与保守力量。一方面，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画面令不少香港市民对“占中”望而却步；另一方面，香港学生团体受到直接鼓舞，希望占中提前登场。两个方向的撕扯，让“占中”第一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占领中环”的发起人是两个大学老师和一个退休牧师。他们平均年龄逾50岁，历经香港民主运动30年至今的各种坎坷。因为太知道香港这城市的体质与先天不足，所以2013年初投下“占中”这剂猛药时，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普通社运经验难以理解的超长疗程——先商讨，后占领，待一切道理都讲尽、合法手段都穷尽仍无法达致“真普选”时，才施行公民抗命，采取违法手段占领中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态香港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具体怎么选，香港市民并没有真正的话事权。人大规定的普选方案出台流程是：特区政府提出普选方案、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而因为目前无论特首或立法会均不是普选或直选产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方案的选择实际并不由民意决定。而正因为这个漏洞，让香港民主派人士与他们的支持者（根据过往立法会直选席次的票数分布，约占选民6成）强烈担心北京最终会给香港一个“假普选”：通过控制普选方案的设置，给候选人设立门槛，让不受北京喜欢的人无法入闸参选。
香港的民主派为争取民主政治改革已经走了30年。“占中”希望凝聚民主派力量，发动全民商讨，在政府开放咨询期间提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方案，并通过电子公投的方式获得民意授权。如果北京属意的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比如设置候选人门槛），即要通过谈判迫使北京接受符合民意的“真普选方案”。若北京不允，坚持“一锤定音”，则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占领中环”。与其说这是一个占领行动，不如说更像一场亮出底牌的谈判纲领──占领，是事先张扬的底牌、“最后武器”，而非叫价。
因此，过去一年在香港各社区团体办了多场“商讨日”后，他们计划在2014年6月22日发起民间电子公投，选出市民想要的普选方案，呈交政府参考。等政府公布最终的方案时，若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市民不接受，再发起“占领中环”。而坐不住了的学生则认为，6月22日公投出一个方案，即没有再等待和谈判的余地，应该用行动逼政府接受，所以7月1日就是占中的日子。
“教授们应该知道，这不是学术论文，不是project，这是运动！”Eric说。
教授们顾虑重重。他们担心在政府没有给出一个很坏的方案之前，民意难以真的凝聚。“占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说，在香港做公民抗命，若没有民意支持不可能持续；而民意需要相当大的社会压力才能调动。另一位发起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陈健民则对我说：“从政治判断上来说我们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时机，政府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坏的方案出来。但我们不会说你去占吧，不关我们事，肯定是要共同进退的。”
他们更清楚不过的是，“占中”是孤注一掷，恐怕再没有比这实力更悬殊的对抗了。在普选这张傲慢的谈判桌上，“香港市民”原本连席位都没有。即使集结民主派政治力量、获民意加持、强行登上谈判桌，并亮出“占领中环”的底牌，坚持“真普选”的这一边清楚知道，面对中国，他们除了不放弃，没有别的筹码。
这也正是香港和台湾最本质的不同──对香港来说，不管台港共振多么强烈，中港矛盾有多严重，在治权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置之身外的“因素”。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移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光是香港的主权，还有立宪权。《基本法》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换言之，即便是“自治”，也并不是本质性的，自治边界的最终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中。从去年开始，亲北京力量不断放出话来，要重启基本法23条，甚至要《国家安全法》在香港落地，都被视作威慑式的提醒：“自治”与否，我说了算。
“很多人说不用等什么方案，先占领了再说，用广场政治来逼迫中央。我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广场政治是革命，香港不具备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就这么简单，”陈健民说。但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从政治管治到民间交流，越来越紧张的张力真实存在，因为不可能一拍两散，所以必定要诉诸制度去解决。陈健民说：“我们不是反中，更不是乱港，只是要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落实一个中央已经承诺的普选，要求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北京一直以来扼住了香港社会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最重要咽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又以“功能组别”设限的小圈子选举，制度性地大力扶植工商界力量。这两者给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致命影响，一方面令香港经济结构单一化，无法孵育多元力量与金融地产霸权抗衡；另一方面，也让特区政府认受性极低，即使有改革目标也难以推动执行。
这种宪政架构的安排，给两地的权贵资本主义搭了一个最好的温床，亦令温床之上，香港贫富悬殊、腐败初现、政策失范等问题难以解决。
诸多中港矛盾的源头都来自于此。一方面，签订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开放“自由行”，地产商和大企业赚个盆满钵满，但挤垮了本地小商家；政府观光广告大力吸引来的游客“逼爆”了本地人的生活空间，甚至引发民间的“驱除蝗虫”行动。香港政府在规划与配套上低能低效，进退失据，却无从问责。另一方面，香港中环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轻而易举地成了中共官二代南下或者海归的集散地；而港式“地产霸权”在挤垮了各路本地中小企业之后更是大举北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一不在又快又好地学习这香港特色的地产经济模式。
“中港富人联手数钱，两地穷人频频对骂”的场面令人心碎。
2013年初宣布要“占中”时，陈健民曾说，为什么这时候必须要“占中”？“因为今天我们的政治制度已无法治理这样一个多元开放又充满矛盾的社会……如果这一次政改失败，你只会看见更激进的力量在这个社会生长，更多年轻人冲向警察，更多自由行客与港人吵闹……”“我们希望在更激进的力量走出来之前，先站出来，守住香港。”
而到了2014年，占中还未发生，年轻人已经坐不住，觉得教授们太保守，要提前行动了。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曾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时的心里话。那时北京期待香港成就一个资本主义光辉都市的样板，成就”一国两制“系统工程里”率先垂范“的第一站，而这个统战工程的目标站就是台湾。
然而，30年后，香港的年轻人在台湾街头哭泣，告诉台湾人“不要有第二个香港”。台湾年轻人则反过来，劝诫香港：你们要向我们学习，你们要独立。（台湾学运领袖林飞帆在接受香港媒体《壹周刊》采访时说：“香港当然要有普选，不只要普选，香港要独立。我觉得香港很有独立的条件。”）
30年前绘制中港台发展理想蓝图的“总设计师”，会想到今天的结果吗？今天在台港之间积极共振的年轻人，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
我曾问几个香港学生会会长、学联负责人，他们从台湾占领立法院的事件中学到什么，最想知道什么。一个学运经验丰富、曾任职学联前秘书长的男生想了很久，回答我：“原来门是可以撞破的，玻璃是可以打碎的。打碎了也没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和理非非（香港流行的政治术语，全称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我觉得香港人有时候太乖了。”
另一个颇有号召力的新秀人物、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想都没想，飞快地回答：“我最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冲进去的？”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