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维拉·伦格斯菲尔德，德国当代著名的女性民权活动家，联邦议员。）
一个人处在人生低谷时期，有来自伴侣的坚定拥抱和心灵抚慰那是很幸福的事儿；同样在这种时候，若遭到伴侣的遗弃将遭受巨大的精神创伤，比苦难还可怕。
维拉·伦格斯菲尔德，当代德国活跃的民权运动家，她的民权运动生涯可追逆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还矗立着柏林墙，一边是西德一边是东德。
80年代，生活在东德的维拉，人生从顶峰跌到低谷，不过在丈夫无微不至的关爱下，她的家庭生活颇为幸福，支持着她走过那一段艰难的道路。
维拉出身在东德图林根州的小市镇松德尔斯豪森，她的父亲是一位斯塔西（东德秘密政治警察）官员，来自如此“根红苗正”的干部家庭，让维拉一路沐浴着春风成长。她就读于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科学院的哲学所当研究员和讲师，1975年又顺利入党，成为一个干部。
进入70年代末，她的思想发生变化，人生也从此剧变，她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并且还皈依了基督教，参与环保与和平运动，但第一段婚姻终结。
1983年，维拉参加抗议苏联在东德安置核武器的运动，因此被开除党籍和工作。不过幸运的是，1980年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克努德·沃伦伯格，一位数学家和诗人，在电视台从事编辑工作，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
总是留着长头发，蓄着大胡子，穿着牛仔裤并配上厚厚的羊毛衫，身形显得憔悴，沃伦伯格颇有西方艺术家的气质。在那个年代的东德，沃伦伯格这种打扮并不普遍，但他是一名归侨子弟，可享受到一般东德公民没有的权利——拥有护照，可以自由出入东德。
沃伦伯格的父亲曾是德国共产党员，纳粹时代逃亡到外国，娶了丹麦妻子，后来一家人搬到丹麦，所以沃伦伯格出生在哥本哈根。1955年他们整个家庭搬到了东德，因为当时斯大林已去世，东德的政治环境已略为宽松，家庭也相当“根红苗正”，沃伦伯格获得较好的教育。
维拉失去工作后，在丈夫的帮助下，以养蜂和翻译为业，1986年她还跟朋友们举办了东德第一次人权研讨会，不过她早就上了斯塔西的黑名单，长期被盯梢和刁难。幸运的是，丈夫完全支持她的事业，给予充分的包容和理解，与她共渡难关。沃伦伯格在朋友眼中是一位完美的丈夫、称职的父亲。
（注：上世纪80年代，维拉幸福的一家四口）
1988年，在德国共产主义先驱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希）的周年纪念活动上，维拉打出一幅标语：“每一个公民有自由和公开表达观点的权利”，这句话来自东德宪法第27条；她的朋友则打出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自由就是给予反对多大程度的自由。”
维拉跟朋友们因此被逮捕入狱，罪名是“企图发起骚乱”，但是官方给了维拉一个选择，即同意“被驱逐出境”，可给她办临时护照，这样就不用服刑了。
那个年代像维拉这样的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已是相当优厚的处置方式，不过并非维拉运气好，也不是官方善心大发，这跟东西德之间的“人权贸易”有关。
苏联一直试图把东德打造成苏东阵营的橱窗，所以东德当时是阵营里生活水平最高国家，政治也相对宽松，可东德仍然财政拮据、物质匮乏、外汇短缺。西德却试图推动东德的人权进步，便与需要外汇的东德达成一项协议——以人换汇：从1964年到1990年期间，东德一共释放了33000名政治犯和二十一万五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
维拉“被驱逐”到英国，她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拿到哲学和神学学位，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前半年多她回到东德。当时整个苏东阵营的大环境已发生变化，维拉参加了东德的环保政党——“联盟90”（该党后来与西德的绿党合并），重新投入环保与民权运动，并为东西德统一的宪法委员会效力。1990年3月首次民选议会选举中，她成为“联盟90”的议员，同年10月两德统一后维拉自然就成了“联邦议会”议员。
维拉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个左翼的民权活动家、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文艺中年和哲学中年，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她还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抗议。1996年绿党欲跟原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结盟，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与几位著名的民权活动家一道脱离该党，参加了中右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此后担任该党议员直到2005年，思想也向中右翼靠拢。
按理来说，维拉的人生可以有一个圆满结局了，却没想到在两德统一后再次逆转。
斯塔西曾为1800万东德公民中的600万“不可信群体”制作了秘密卡片，这些卡片记录他们日常的言行。内容无非有两个来源，一是斯塔西监视所得，一是线人报料。斯塔西有在编正式员工九万多人，兼职线人约十七万，差不多每100个东德人中就有1个是斯塔西或其线人。
“斯塔西档案”是否开放在德国引起激烈讨论，一方观点认为，这些档案所涉及的人都在世，它的开放会带来更多仇恨，撕裂德国社会，甚至引起仇杀；另一方观点认为，每个曾经的东德公民都有权利查看跟自己有关的档案。
最终还是出台了法律，规范斯塔西档案的储存和开放。
1992年，维拉走进了斯塔西的档案室，翻看自己的卡片，但她越看越震惊：一个叫“唐纳德”的人事无巨细向斯塔西汇报着她以及自己朋友的言行，再往下看，连自己性生活情况都准确记录在卡片上，当然还有自己孩子的状况。
“不对啊，就算监视再细密，这些细节除了我丈夫知道，别人不可能了解”，维拉心里有点崩溃了，“这人除了是我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还能是谁？”
丈夫沃伦伯格终于在追问下承认：“我就是那个唐纳德。”
“令我震惊的是，他在向斯塔西汇报时，其口吻就像在说一个路人，不是在说自己妻子，在他看来，我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应该跟我作斗争”，后来维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流着眼泪说。
沃伦伯格早在1972年就被斯塔西发展为线人，工作代号“唐纳德”，1980年他的接头人命令他去接近维拉，与之恋爱和结婚，然后每个月跟自己的接头人有两次工作汇报。
此事败露后，他们的婚姻终结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自此破碎。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幸福居然是“编排”的，维拉无论如何不愿再与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把姓氏从夫姓改回了父姓。
沃伦伯格不到一年时间即遭到了亲友们的疏离，尽管他尝试着用各种方法解释：“当时只是基于一种信仰”、“我别无选择”、“我的汇报工作也是想影响政府”……似乎没有多大效果，他曾想组织亲友和媒体举行一次见面会讨论他这个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但没有人应邀而来。
这样的悲剧不是发生在一家人身上，沃伦伯格与维拉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沃伦伯格蒙受了名誉、亲情、友情的重大损失，好在统一后的德国是个宽容的社会，他仍然继续他的电视台编辑工作。多年来，他重组了家庭，也不断向维拉道歉，晚年移居爱尔兰，2012年元月病逝他乡。
“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这是维拉坚持的观点，在沃伦伯格病重时她终于原谅了前夫，因为他一直在忏悔！
（注：1990年，维拉与丈夫参观斯塔西一所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