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不一定对。
一
读徐贲《东德的思想宣传》。内中提到东德全部人口不过1650万，其中竟有80多万“宣传工作者”，占到了总人口的5%。相当于每20名东德人当中就有一位“洗脑者”，其统治成本之高可见一斑。这不但意味着大量民众创造的财富被用于压迫民众而非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也意味着谎言必然成为东德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后来，不但官场不能讲真话，社会不能讲真话，连宣传机器的谎言也没办法正常运转——事件发生后，所有撒谎者都要等上级指示。若无上级指示来统一谎言口径，再小的社会问题，也有可能让统治机器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
二
索隐派流行，根本原因是社会缺乏正常表达的空间。人们默认作者不能正常说真话，作者的真实思想真实情感只能通过非常隐晦的方式传递。细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率不会相信“《红楼梦》是悼明之作”，毕竟其内容深度远不是“悼明”两字可以概括。人们愿意相信“《红楼梦》是悼明之作”，一方面是因为思维缺乏逻辑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帝国（尤其是康雍乾时代）确确实实是个不允许民众自由表达的时代。所有诞生于不允许自由表达时代的作品，都有可能在后世遭遇被“索隐”的命运，《红楼梦》不是个案。
三
我觉得在2025年讨论某某朝代是不是“中华正统”挺无聊的，会让人的脑子整个散发出一种古老而腐朽的气息。要知道，所谓“正统”不过是古代统治者自诩“天命所归”的政治表达。与其接过作古帝王的旧命题继续讨论谁是“中华正统”，不如比较一下哪些历史时段里底层百姓活得更接近于人（等于人那是奢望，是不存在的）。
古代知识分子笔下的“华夷之辩”，也与民族主义无关，比较的是文明程度，即谁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谁的政治更文明，谁的文化更繁荣，谁的经济更发达，谁的社会更自由。可惜的是，这套叙事后来也被皇帝们抢夺了过去，用来给“政权正统性”背书（清帝国尤其爱用）。为了让背书生效，又捏造了许多自我夸耀的虚假信息。结果就是当历史进入晚清，许多读书人的脑子已经坏掉了，他们拒绝承认外部世界也存在文明，甚至拒绝承认外部世界存在“人”。备好了棺材去痛骂恭亲王、反对开设同文馆的杨廷熙，就认定洋人只是“犬羊”，向“犬羊”学习天文、数学知识绝对不可接受。醇亲王奕譞、江浙名士李慈铭这些人，也一度持同样的看法。
四
读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清朝之迷：有限的财政收入如何维持长期统治》一文。内中说：“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感其实相当有限，绝大多数清朝的老百姓一辈子都不曾与一位领有俸禄的官员打过交道”；又说“清代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威权性质，但从整体而言却维护了私人产权”；还说“清朝的统治者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满足于有限的财政收入”，且“清朝在有限的财政收入内，在有些事务上却有出色的表现，例如在荒歉岁月保护民生方面……”
这些论断都相当可疑。比如第一句话就很扯淡。清代官员总数（即所谓“领有俸禄的官员”）不过两三万人，与四万万人口相比自然是少数，说“绝大多数清朝的老百姓一辈子都不曾与一位领有俸禄的官员打过交道”没问题，可据此认定“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的存在感其实相当有限”那就属于胡说八道。要知道，在这些“领有俸禄的官员”之外，还存在规模庞大的胥吏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让“地方社会”领教“清政府的存在感”（不理解的人，可以想想C管）。距离容易产生美，海外汉学家做中国史研究，常被古代官方资料蒙蔽，于是有人赞美隋炀帝，有人闹着要给宋徽宗翻案，又有人盛赞清帝国的治理实在棒，颇有些类似当年伏尔泰赞颂康熙皇帝是“哲人王”。
五
观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2016年出版），提到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时说：“还在全国各地设盐铁官，把煮盐、冶铁等经营权收归国有，实行盐铁官营、专卖；……这些措施，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为汉武帝许多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经济基础。”
全篇无一字提及盐铁官营之后百姓承受的苦难。食盐里都是沙子，铁制农具质量直线下滑，且盐铁价格远高于以前，整个社会退回到了吃草梗用木石农具的地步。当然也无一字提及汉武帝的“许多政策”最终造就了“天下户口减半”的结局，简言之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所以我经常跟大猫说，这样的历史教材你随便看看就好，不必当真；也不用在意考试成绩，能及格就挺好，不及格也无所谓。相比考试成绩，保卫自己的大脑是更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