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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金泽站在灵境胡同33号院的垂花门下。门顶一排空空的长方缺口，是窃贼今年1月撬下嵌板后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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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40年代，林焘和妻子站在灵境胡同33号院的垂花门下。林焘是林开暮的孙子，他的家族和陈宝琛的家族同住在这座院子里。
崔金泽记得，他10岁的时候，坐在祖父的书桌上，为墙上的一幅地图而着迷。地图上用“古”字标出了北京的一些宫殿、寺庙和图书馆。崔金泽的祖父是北京南郊大兴的一名共产党官员。
十几岁时，崔金泽造访了这些古迹。“自孩提时起，我一直热衷于历史建筑，”崔金泽说。“无论我去了哪里，都会地图上做标志，”即给未被记录的古迹添加新标记。“我母亲还保留着那张地图。上面满是铅笔标记。她至今还留着它。”
上周，30岁的崔金泽为他热爱的古迹赢得了一场不寻常的胜利：为灵境胡同33和37号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四合院申请到了文物保护资格。33号四合院是陈宝琛的旧居。陈宝琛是一位诗人，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曾任礼部侍郎，他一直忠于清朝。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也有对他的描绘。相邻的37号四合院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1949年以后和33号四合院贯通到了一起。
重要的是，中国媒体报道援引两座四合院所在的西城区负责文化事务官员的话称，崔金泽是第一个从政府那里为古迹赢得保护资格的普通北京市民。北京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资深研究员谭镭说，这是崔金泽发现官方记录有误，独立开展调查的结果。
《法制晚报》报道称，在提交申请14个月之后的5月6日，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正式通知崔金泽，这两处地方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获得了保护资格。尽管文化部已经于2009年颁布法规，允许公众为文物申请保护资格，但很多申请都未获认定。
因此，崔金泽的成功标志着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胜利：反对无情地将北京从一个遍地都是宝贵明清建筑的城市，变成以宽阔道路和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为主的类型化城市。多年来，北京一些居民区被清空， 宽阔的道路和宏大的建筑项目兴建起来，这样的转化和“建筑大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上个世纪对纽约进行的改造有几分相似之处-——只不过北京的老建筑历史要比纽约久数百年。摩西被认为是纽约市宏大构想的缔造者，但他同时也背着抹杀街坊市井精髓的骂名。纽约的转型是由一个人领导的，而推动北京转型的，则是权势人物——官员、开发商，有时也包括希望获得搬迁补偿款的当地居民——构成的一个不具个体意志的集团。
站在灵境胡同33号院的崔金泽分享了他的喜悦——和担忧。因为他的胜利是局部性的、自相矛盾的。
“最晚”到1750年才完工的33号院，东边有一大片区域已于去年被推平，为的是建造一座社区中心。一棵松树矗立在被夷平的工地上，地上的碎石被蓝色的油布压着。崔金泽说，当地政府对他说，这块区域被拆是因为没有记录显示它有历史价值。现有的记录中误把另一处地址记成了陈宝琛的住址。
谭镭说，尽管有这样的损失，这个故事还是充满了戏剧性，它源于两名年轻的中国文保人士的求索之路，他们本来是在为令人垂涎的垂花门进行登记造册，那是传统建筑中很少有人研究的一个特征。谭镭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在北京的一些地点找到的垂花门。
33号院居住着两户大家庭，一户是陈宝琛的后人，另一户是他的连襟林开謩。林开謩在美国和北京的后人帮助崔金泽鉴别了这座故居，给他提供了历史文档和照片。
林开謩的儿子林是镇是一名建筑史学家，他在上世纪30年代修复了院子里原有的大门。崔金泽对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 《每日新报》表示 ，“所以说这里不仅是故居这一层价值，还有见证古建保护史的价值。”
崔金泽和谭镭从2012年开始查阅记录，并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仔细研究北京城区的地图，靠建筑群的规模和轮廓判断有可能在哪里找到垂花门，这种门见于有围墙的院落里。谭镭说，垂花门位于院子的中轴线上，赋予了它们宏大的宇宙观意义。
她说，“就连大门也不在中轴线上。”
她估计，自己已在北京走访了200多处有垂花门的地点，这座城市可能有多达300座垂花门，不过没人能完全确定。
谭镭说，“它象征着院子的层次较高，主人不是达官就是显贵。”
她说，“它还是家中较为私密的区域和较为公开的区域之间的分界线。”只有亲密的客人才能越过这扇门，其他人则被挡在外边。“所以，它既有象征功能，又有实用功能。而且它很美。”
尽管如此，抢在拆房的锤子（或者是窃贼）到来之前挽救33号院和它的门，终归是在和时间赛跑。这一次，崔金泽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受到了这两方面的打击。不过他强调，这是他的第一次胜利，无论这场胜利多么有限。
在崔金泽向地方政府提交保护申请将近一年后，有人在今年1月撬下了门上方的镶板和其他一些装饰。崔金泽的申请中包括了他在北京档案馆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证明这里曾是陈宝琛的家。这处旧居依然没有受到保护。
崔金泽说，“说不定正在潘家园卖呢。”潘家园是北京的古玩市场。
按照计划，37号院拆除后，将建设一所小学。目前剩下的两面墙可能仍需要移除，尽管它们有了新的文物地位。据信，官员们正在讨论一项方案，搬迁北京的数百处文物保护单位，这既是为了挽救这些建筑，也是为了给开发商腾地。
这栋建筑曾是北京铁路局工人的居所，现在住着形形色色的人。许多宝贵的历史痕迹仍在，只是上面堆起了由砖头、水泥和瓦楞铁混建起的架构。在层层乱建，宛如贫民窟的建筑中，有镶着雕花的古旧走廊、立柱和屋顶，有的木头已经裂开，红绿蓝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在一栋房屋顶上，一名男子正在打理鸽笼，雪白的鸽子飞出来，从屋顶上掠过，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之上，鸽腿上绑的哨子传出一缕缕悠扬的声响。
为什么那么多其他申请失败了，而崔金泽的申请就成功了呢？
有很多原因，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毕业生说。他现在供职于一个经营艺术品展览的公司。
“可能是因为翔实的历史研究，无可争辩的证据，来自舆论的压力，媒体的报道，人们的言论，微博，还有我个人的责任感。我去见了一位当地的官员，他也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崔金泽在电子邮件里写道。
总地来说，他对异地保护的态度很矛盾。不清楚文物古迹会被搬迁到哪儿，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迁到远离城市的“文化园”。
尽管迁移可以保护这些建筑，但他说，由于改变了周围的环境，这种做法夺走了文物原来的味道。不过，他预测中国将兴起一波“异地保护”的做法，无论多么不完美，这已是文保人士和贪婪的开发商之间达成的利益妥协。
看到北京如此多的帝制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已经被拆毁，他终于相信，把文物迁到别处，总比看到遗产化为尘埃要好。
“我已经遇到过太多失败了，但当你看到自己在努力保护的一座建筑最终被拆掉时，仍然会流泪。”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土土、张薇、王湛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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