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八年的华文作家薛忆沩在2012年出版了六部文学作品，其中五部长短篇小说和随笔在中国大陆出版，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被禁后辗转到台湾出版，这本书在虚拟的32封寄给白求恩的书信中讲述了32个故事。近日，薛忆沩透露了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的经过和禁书理由，原来中国出版部门审查该书时发现作者对内战胜利者共产党、对毛泽东及文革和对六四事件的描述犯忌，这三宗罪最后导致这部小说在中国被禁。

2011年《白求恩的孩子们》完稿，薛忆沩把它交给了中国多家文学杂志社，近年中国长篇小说走旺，不少人期待着他带着新作品回归，当时临近春节，薛忆沩在乐观和焦虑混杂的情绪中等待了一个月，春节过后，从包括现在已停刊的纯文学《天南》等三家杂志传来了令他吃惊的负面消息：小说存在三方面问题，无法出版。薛忆沩回忆说：“第一个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因为我用调侃的语气写了中国人40年的历史，其中有一个戏剧性场面，主人公看到鸽子踩在白求恩雕像的头上拉屎，从地上飞起来的鸽子分成了两部分，经过内战，获胜者就爬到白求恩的头上”。

薛忆沩认为自己的描写非常自然且具有美学高度，而美学就是政治，中国出版部门认为是有所指的内容，对他来讲只是个审美过程。

关于禁书的第二宗罪，薛忆沩说：“第二个原因是文革，小说中有很多文革描述，如1976年毛泽东的死，小说女主人公在第一个孩子自杀后疯了，叙述者是第二个孩子，那天他和妈妈一起突然听到了哀乐，妈妈停了下来，跟他说，又一个孩子死了。写这话时，我自己流泪了。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独裁者，独裁者就是孩子，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

薛忆沩相信这种写法的力量，中国从来没有人把1976年9月9日写成这样，人们无法明辨小说中妈妈是蔑视还是尊重毛泽东，她的说法也可能是出于尊重，因为孩子对妈妈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无论是蔑视或尊重，毛泽东是独裁者的事实无法否认。

薛忆沩作品的第三宗罪与中国当代史无法回避的六四事件有关，他说：“第三个原因是六四，我不主张从很事实的角度谈六四，我没有正面描写六四，只是说他怀孕的妻子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临走时她说，我想去呼吸一下北京的新鲜空气。他说今天晚上北京没有新鲜空气。最后他抱着她的骨灰回到家乡，面对人们询问死了多少人，他说死一个就够了”。

这是薛忆沩六四后的亲身经历，当时他身处湖南，看到从北京回来的人常要面对“死了多少人”的询问，他自问死一个人和死一万个人有什么区别，后者的性质不会超过前者，因为对个体生命来说，死一人就彻底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

收到审稿意见后，薛忆沩一度非常绝望，因为他曾希望这部作品会带给中国人一个阅读热潮，他说：“我当时非常绝望，绝望到考虑该不该活下去、该不该继续写作的程度，幸好台湾新地文化在阅读小说后一个小时做出决定，在第三期撤下所有稿子，登载我的小说，我4月份去伦敦书市时就带去了这期杂志”。

其实，《白求恩的孩子们》并非薛忆沩在大陆的第一本禁书，他在1989年1月完稿的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因描写学生领袖的生活而遭禁，24年后，也即2013年才得以在台湾出版。

本期《当今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