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我時時感到，自己簡直幸運得離奇。少時住在台灣，既沒有趕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車，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壓力，幾十年下來更是沒遇過任何戰爭，日子太平到了連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來，能有多少中國人享得這等好運氣？特別是戰爭，過去六十年，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燃及這片國土的大規模戰事，國史罕見。於是我更難免擔憂，深恐有生之年終得碰上一回祖輩常見的災禍。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網，卻常常見到許多同代人有不一樣的想法；他們不僅不怕戰爭，甚至還渴盼戰爭。
我老開玩笑說，儘管我們總是自詡「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們微博和論壇上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論，大概都要以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戰的民族。可不是嗎？從十幾年前「放幾顆導彈把台灣炸個稀巴爛」，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魄，實在懾人。
最近讀到評論家陶短房先生的「當整個國家處於馬背狀態」，再一次印證了我的這套偏見。看他這篇文章，才曉得五胡十六國的冉閔近來居然被當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還給他樹了一座「中華武魂園」，表彰他「帶領漢族人民恢復華夏威儀」的功勛。一個史書上聲名狼藉的暴君，怎麼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揚國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數十萬人的「殺胡令」，基本上是場「靠行政命令進行自上而下的屠殺」，是針對自己治下百姓的種族清洗。然而，再看現時種種呼籲國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劍」，動不動就把秦軍坑殺幾十萬兵馬的戰法說成是了不起的壯舉的言論，冉閔受人崇拜也就毫不可怪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時的慘嚎，想像他們父母妻女的哀慟？為什麼我們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當年顛沛流離朝夕恐慌的集體記憶？為什麼我們一想起戰爭，想到的不是破敗、傷痛和死亡，而是復仇的熱血、對敵的勇武、凱旋的威風，甚至兵器的帥氣？就像某些沒完沒了的國產戰爭影視作品，好人的死總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轉，豪邁到氣壯河山；而壞人的死則是一槍一個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與戰爭，都成了一種脫離了現實的抽象，一種不帶血污的審美對象。
於是我開始搜尋當代中國反戰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來的前五頁多和美日相關，不是美國人如何反越戰反伊戰，就是日本人對待「二戰」歷史的問題。其中一篇包含「反戰教育」關鍵詞的論壇帖子，談的便是對日反戰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這方面的教育，只能為犯罪鋪平道路。所以中國社會和軍方，要嚴肅認真地討論，如何對日本進行教育⋯⋯」
我還看到有人試著提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反戰電影？」結果他得到一頓臭罵。總而言之，大家對這問題的看法是越戰不該打，侵華戰爭不該打，所以美國和日本當然要拍反戰電影，但是現代中國有哪一場仗是不該打的呢？又有哪一場仗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說得有理。所以我數了一下，發現抗日戰爭之後，中國還打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珍寶島戰役」和「對越自衛反擊戰」。學界對這些戰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過爭議，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況下，我們的確都不敢說它們不該打。只不過，我還是好奇，即使是「該打的」仗，也還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點描繪戰爭殘酷，乃至於反向種下和平芽苗的空間吧？好比美國人晚近拍攝的「二戰」，又好比唐代的邊塞詩，有時求的只不過是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壯烈之下，亦能聽見那一絲「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餘音罷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於是我想起彼時英國軍旅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描寫毒氣戰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經錄入英國中小學課本，至今仍是學校詩歌學習和「反戰教育」的常用教材。它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子的：「如果你能聽見，當每一下震顫/這血就從肺泡碎裂的肺葉流出/如癌瘤污穢，如嘔吐物般酸苦，不可治癒之潰瘡生在無辜的舌頭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會那麼意氣高昂地/去告訴那些激渴榮耀的孩子/這古老的謊言：為國捐軀，正確又美好。」（末句原文為拉丁諺語：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這樣的詩，也能列作教材，可見反戰教育確實需要更廣闊的背景，一種看見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遠大於光榮紀念碑之不朽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