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