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叶正明：我的父亲叶挺

　　 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生命的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叶正明有许多话埋藏心头，一直没有说。在一次新四军军史研究会上，人们谈论到新四军军史编纂的话题，使叶正明深受触动，他表示愿意讲讲他心目中的父亲。

　　 几天后，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在夫人的陪伴下，身体状态不是太好的叶正明侃侃而谈，从上午一直谈到午后。

　　 皖南事变后的幽禁岁月

　　 叶正明自1943年后，曾和处于软禁状态的父亲叶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他十三岁，跟着他的还有四弟华明、五妹扬眉。

　　 对这段往事，叶正明将其原委缓缓道来。原来，自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他的父亲叶挺前去与国民党谈判被强行扣押后，相继流转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被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五六月间，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十四个军，与驻湖北宜昌的日军六个师团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后撤离战场。

　　 国民党方面出于政治需求，称此役为“鄂西大捷”大加张扬。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大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鄂西战区采访。行前，周恩来对与叶挺有一面之交的陆诒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致拒绝。”

　　 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以往关于他们这次会面的记载，内容多为陆诒向叶挺介绍中共如何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起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以及陆诒告诉叶挺 “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心你的处境，非常赞赏你的气节。两党谈判此刻仍在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到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希望你耐心等待，善自保重”。叶挺则要陆诒转告中共中央，他深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 ，他对此从“没有动摇过”。

　　 然而，此后，叶挺的子女们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委员长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

　　 叶正明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他们家人的团聚是他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允的，这种说法不对。叶家的孩子曾找过那一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参谋的颜太龙，问他们一家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颜还告诉叶正明，此前他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他们的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陈诚将叶挺希望赴桂林与家人团聚的请求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考虑到参与“福建事变”、几度高擎反蒋旗帜的粤军老资格李济深正在桂林公干，担心与粤军有渊源的叶挺和李济深搞在一起于己不利，遂不同意他到桂林，允其移住柳州，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继续“照顾”。

　　 深谙世故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认为这是陈诚将“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他，因此对叶挺冷冰冰的。当叶挺提出从柳州赴桂林时，张亦不曾留难就放他走了。就这样，叶挺来到了桂林，与分别了四年有余的亲人相聚。

　　 叶正明在《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一文中，记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他胖胖的脸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子十六口人，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间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了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后来，为减少开支，靠一些朋友的帮助，叶挺在七星岩一带找到房子住下。

　　 “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沉重起来，到了8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孩子了。物价高涨与小弟弟的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得快无路可走了。但更让人心烦的是特务的骚扰，特务们影子般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后来，叶挺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更为偏僻的观音山山麓的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放羊。”

　　 特务们马上又跟来了，在距叶挺家前面五六丈远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叶家的孩子们上山赶羊。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叶挺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及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部旧，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在恩施禁锢时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稍稍舒展了。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对我们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地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眼睛渐渐地模糊了……”

　　 第二天，有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信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6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12月26日晚，我和四弟、五妹三个人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

　　 叶正明继续说道：“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到宝庆的头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是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那一晚电灯彻夜亮着，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屋里通宵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左右，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间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了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出来二十多个拿着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人，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地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个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叶正明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认为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三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以给妻子当个帮手，协助料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会少吃些苦头，但是年龄太小什么都不会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生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这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得到几分慰藉。”

　　 “父亲要我从小要有骨气，不向恶势力低头”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的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纯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一二十只白兔（后来增加到五十多只）和十来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两亩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床后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去买菜，中午，有时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报告了。午后，我们带一点儿零食，到离我们家里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父亲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故事和在解放区的事情。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知道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缩小；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是自愿加入的，而国民党的士兵是拿着枪去抓来的。”

　　 家安顿好后，叶正明兄妹三人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信给桂林的母亲，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小共产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教习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会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叶正明马上就猜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没有好结果等着我，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校长含着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的含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