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自由和權力之關係，霍布斯、洛克、盧梭、黑格爾、穆勒等先賢皆抱持不同立場，共通之處為各自基於一系列形而上和倫理等哲學層面的假設。著重權力為「必要之惡」者，傾向於認為在上位者掌握凌駕知識並行為理性；而強調保障人身自由者，每每認為人性險惡之必然和權力容易被濫用；然而，崇尚民主如穆勒者亦指出過度自由會帶來多數暴政之隱憂，主張制約權力之必要，就算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者亦然。無論諸賢主張為何，在上位者掌握權力、武力、資源和資訊，為公乎？為私耶？只在一念之間，因此必須受到制約和監督，以確保其從善如流。
強權也好，民主也罷，社群仰賴菁英領導，古今亦然，殊無異議。不論在上位者如何取得權力，其如何英明和理性（此等亦屬假定），仍當以天下為己任，一旦其漠視法度，濫權謀私，為所欲為，背離民意，已失天命，則民眾自有權反抗，乃至將其罷免。「必要之惡」乃對付真正為禍社會者之終極措施，正如「公民抗命」僅為針對在上位者枉法失德之非常手段。
絕對權力容易腐化墮落，倘若只有在上位者之「必要之惡」而無普羅大眾之「公民抗命」，處於弱勢的社群不假思索並無條件地服膺權貴，相信其一切主張和行為必屬正確而不加以質疑和挑戰，則甘地面對殖民者之不服從，馬丁路德金帶領民權運動，曼德拉推動結束種族隔離，還有成千上萬之社會運動如綠色和平、韓農、佔領華爾街… 以至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九民運、維權人士… 俱成了十惡不赦的暴民，阻礙歷史進步的罪人，其種種舉動之正當性將無從談起。須知道，「奉公守法」之「公」與「法」，群眾遵從，權貴亦然，天地之間有杆秤，不是在上位者說了算，唯以公義、公益和公意為依歸，亦要慎防以成王敗寇論斷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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