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我作为记者见到了政协委员周幼马。和他父亲马海德一样，他也有一双标志性的浓眉，在人群里很容易辨认出来。
对于我的采访请求，周幼马显得有些吃惊：“我父亲和我的故事，现在很少有人关心了。”我说，正因为少为人知，才更有重新讲述的必要。
生于1943年的周幼马是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1936年，经宋庆龄的推荐，他的父亲、美国医生马海德(Dr. George Hatem)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一起前往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而马海德则留了下来，先后担任了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之后又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唯一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外国人。
1949年中共建政后，马海德长期在基层从事消灭麻风病和性病的工作。1978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周幼马接过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接力棒，开始参加政协会议。
马海德和斯诺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特殊的短语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2012年采访周幼马时，我的书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经接近完成。对他及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后来成为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报道之一，也成为书稿的一小部分素材。
之所以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感兴趣，并且要专门写一本书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发现，中国大众对于这个短语有不少的误解。
最典型的误解，是认为“老朋友”都是专制政权的领袖或朋友。
2009年，卡扎菲在联合国演讲。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政权相继倒台，中国互联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段子机智幽默，但毕竟有些以偏概全，甚至不符合事实。比如，卡扎菲并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暧昧，为中共所不喜，更像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
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简单化为专制政权的领袖或朋友，实际上大大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
为了完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报道，借助接受中共领导的媒体《人民日报》的数据库，我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呼进行了全面的检索和研究，最终确定了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的601位老友。对这些老友的身份、经历及被称为老友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我将他们分为四个代际：
斯诺和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们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救死扶伤。当时，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在侵略中国，这批老友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2009年村上春树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鸡蛋与高墙》演讲时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所以我说，他们是站在“鸡蛋”在一边的人。后来，鸡蛋变成了高墙，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1941年，西哈努克加冕。 Stephen Shaver/Agence France-Presse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1972年中日建交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比如日本的清水正夫夫妇和他们的松山芭蕾舞团；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比如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在美国富有争议的总统，因为在中美建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为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帮忙不少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
《人民日报》的数据库的数字还透露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比如，老朋友中的日本人最多，达到111人，是排名榜眼的美国人的两倍多。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我之前利用《人民日报》数据库做的另一项研究：被中国官方宣称“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国家和组织中，位居前两位的同样是日本（47次）和美国（23次）。
此外，我还根据每年《人民日报》上出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段与的频率制作了一张折线图，在图上有几个高峰点：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与多国建交；1990年，六四事件之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需要借助老朋友开创“外交新局面”；1997年，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两件大事让众多老友发来唁电和贺电。
这些数据上的发现都被我写入了一篇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但是，数字背后更多鲜活的个体命运的故事没有充分的空间得以展现，因此后来我继续这一话题的研究，并写作了这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80年，萨马兰奇（右）接任爱尔兰基拉宁男爵，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Associated Press
时代的变迁深刻影响了老友们个人命运的沉浮。比如，在冷战年代，第一批老友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作为史上第一个与中共进行密切接触，且写书表示支持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美国成为麦卡锡主义的重点攻击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原来，当时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因此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然而，斯诺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1949年4月，这位美国记者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文章称：“经过对中国十余年的直接研究，我认为，苏维埃俄国难以有效地控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还说，从长远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使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正和斯大林闹翻，斯诺却不合时宜地对中国也做出了“铁托式”的判断。这让中国政府对斯诺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正因为如此，尽管斯诺从1949年开始就不断致函毛泽东，请求重访中国，但却一直得不到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例子也更让我相信斯诺是有独立人格的记者，而非某一派势力的代言人。他所遭遇的也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悲剧——尽管中美双方彼此敌对，但哪一方都没有因此而欣赏他，遑论苏联。
另一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命运也很凄凉。她是著名的左派记者，以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而著称，1930年代曾以驻中国记者身份撰写中国革命的报道。根据《党史纵览》的报道，1949年，身在美国的她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她急切希望到“新中国”看一看。但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苏联间谍”，她的护照申请屡次被拒。最后，时年75岁的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几番奔走，终于帮助史沫特莱获得一张护照，但有效期仅一年，只能去英、法、意三国，但又不能去英国的属地，特别是香港——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她去中国。她在生前无法自由迁徙，最终既没能到她魂牵梦绕的中国看一看，也没有回到当时极度排斥她的祖国，而是在颇为凄凉的晚景中客死英国。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方可成著 Courtesy of Fang Kecheng
另一批令人唏嘘的老友，是被我称为“外国遗老”的人，他们的代表包括韩丁、阳早、寒春。
1945年，美国人韩丁(William H. Hinton)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于1945年来到延安，后来他又鼓励同学阳早(Erwin Engst)，以及阳早的未婚妻（也是韩丁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来华。
寒春和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韩丁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并以专家身份留在了中国。在一次电视访问中，寒春讲述了1952年的一段往事：曾经学习核物理的她深深被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弹伤害，当年，她在亚太和平会议上谴责大国核军备竞赛，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悲剧，科学要为和平服务。在那次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寒春已经怀孕。同时出席会议的宋庆龄问：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寒春说还没有取名。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起名“金”，但了解寒春的宋庆龄说：为什么不给他起名叫“和平”呢？
于是，寒春生下的这个儿子得名阳和平。
韩丁、阳春、寒早，以及阳和平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路奔向市场经济，但这一家人的思想理念仍然活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今日的中国，居住于北京并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的阳和平或许难找到知音。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他只能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课题中找到寄托。他曾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时自嘲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
韩丁也始终怀念毛泽东时代，他甚至将文化大革命称为“毛的伟大战略计划”。1993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茶话会上，时年74岁的韩丁激动地跳到舞台上，与表演者一起演唱《南泥湾》。
有意思的是，韩丁有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女儿卡玛(Carma Hinton)。卡玛与父亲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从她拍摄的反思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另一部纪录片更为有名——讲述1989年六四事件的《天安门》。
由于出版审查制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本于大陆出版的书中是没办法直接提及这部纪录片的名字的。同样无法提及的，还有另一件事——斯诺的遗孀洛伊丝(Lois Wheeler Snow)一度同样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受到极高规格的款待。但是在1989年之后，洛伊丝给“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写的信和捐助的款项都被中国官方扣留，她自己试图到中国与丁子霖见面也被阻挠。对于这段故事，我只能隐晦地在书中写道：有的老朋友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
说到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标签还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它的判断标准说穿了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但是，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就是党的人吗？甚至如段子里讽刺的那样，是“濒危”的坏人吗？答案显然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正如周幼马所说，老朋友们的故事已经被逐渐遗忘。我做的数据统计也显示，中国官方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短语的使用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告别这个具备鲜明时代特征的称谓之前，我所希望做的是尽力还原个体的故事，展现称谓背后的复杂性。
方可成曾任《南方周末》报社时政记者，现在美国就读博士学位。他的著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2014年4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