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高锴：我知道的名流佚事

　　 我年过八十，先后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中学、燕京大学、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日报社、煤炭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和工作，耳闻目睹许多事件，接触过许多知名人士。

　　 我的第一位首长崔月犁

　　 1951年初，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组织决定抽调我去北京市委工作，被分配到市委统战部，给副部长崔月犁当机要秘书。

　　 崔月犁出身普通农家，小学读了五年，中医学徒三年。1937年入党，当过八路军军医。他原名张广胤，参加革命后，组织让他去党校学习，改了名字。他说，时值春天，一天傍晚，看到在依稀可见的月光下，农民赶着牛在田里耕地，就取名崔月犁了。以后工作需要，他也姓过李，有过其他名字。大概他喜欢“崔月犁”这个名字，就一直正式沿用了。1942年，他在刘仁领导下，到平津做地下工作。他非常机警，潜伏八年之久，做了大量工作，未被敌人抓捕过。1946年他介绍王光美参加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做叶剑英的翻译。1948年，他领导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动员傅作义起义。建国初，当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非常能干。

　　 上世纪50年代，天安门前每年举行五一、十一游行，彭真是游行总指挥，陪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毛身后是汪东兴，彭身后是崔月犁，从1949年到1965年，年年如此。直到文革开始，彭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崔月犁也进了监狱，这是后话了。

　　 “三反”“五反”运动时，崔月犁兼任北京市“五反”运动总检查长，组织了几十个检查组到被怀疑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检查。我跟随他到一些地方了解情况，发现普遍“摇煤球”，就是让检查对象站在中间，让其他被审查的人在四边把他推来搡去，越摇问题越多，实际上是搞逼供信。我们还发现，各处被检查的家属一片哭声。崔月犁马上向刘仁、彭真汇报，提出：制止“摇煤球”，对家属生活要安置好，要确保孩子能上学。后来，崔月犁又带领北京一百多名干部支援上海搞“五反”运动。我也跟着去了上海。当时，上海资本家在“五反”压力下，跳楼、跳黄浦江的有三四十人，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给我们“五反”工作团作报告，要求“手下留情”。我们在上海没有组织工人斗资本家，而是“背靠背”组织资本家学习班，让他们自己交代。有资本家或其家属哭泣的，崔月犁总让工作组劝他：只要好好交代，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强调不要扩大矛盾。当时“五反”工作团，即“打虎队”，大部分是越左越好。只有崔月犁这样的干部敢说这个话。

　　 1951年搞审干，每个干部都要把自己一生说清楚，何年至何年在何处，做何事。有一个女同志当场就哭起来了。私下一谈才知道，她三十大几才结婚，对自己的男人隐瞒了8岁，担心男方知道了会嫌弃她。崔月犁马上向刘仁汇报，建议调整政策，提出如果不愿意在会上交代的，可以单独向组织交代。这样一来，救了好多人。不然好多人要跳楼。崔月犁说：“我们切不可做任何伤害个人生活的蠢事。”

　　 1957年反右期间，工商联被点名揭发批判的知名人士有三四十人，有人揭发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孙孚凌和李贻赞“反党反社会主义”。崔月犁负责工商界的反右，我把记者写的稿件送崔月犁审阅，他看到孙孚凌和李贻赞等人的名字，说：“他们跟党合作多年，被揭发出来的言论也没有明显的反党内容，就不要见报了吧。”他说：“如果一见报，很多人就会‘跟风’批判他们，就难以挽回了。”他划掉了这两位的姓名。李贻赞原是私营福康牛奶公司老板，他不知道崔月犁曾经保护过他。文革期间我从江西干校回来，还没有分配工作。他一见我就低声问：“崔部长怎么样了？他被关了这么多年，身子骨还顶得住吗？”我心里很感动，那时崔月犁被关在秦城监狱，一些熟悉他的同志都不敢提他的名字，而这位资本家仍然口口声声“崔部长、崔部长”。后来又见面时他还说：“国家要富强起来，还得靠你们这些真党员。”

　　 文革中崔月犁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受尽折磨。为什么？因为要把崔月犁打成特务，他介绍参加革命工作的王光美就成了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内奸。

　　 当时，康生向中央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审讯，让他们缴械投降。”对崔月犁每次审讯三天三夜，隔几天再来个三天三夜。反复问他去没去过东四六条多少号。因为那里曾经是日本特务机关。为把刘仁打成特务，审了他四五个回合；为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审了他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天三夜，共审讯了三个月，打得眼睛肿得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脸才消肿。他戴着手铐整整过了四年两个月。徐子荣、刘仁死在狱中。冯基平坐监狱九年，崔月犁八年，两人一度都神经错乱了。崔月犁“被吃药”吃得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腿不能走路。

　　 文革后，崔月犁做了卫生部部长。他做过军医，喜欢中医，还有一个因素，是他想离“核心政治”远一点。

　　 刘仁给我平反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三条罪名：“恶霸地主，豢养地主武装，反对土改”。我父亲是个文化人。在上海住，教书，也做过布匹生意，不可能有这些罪行。但我那时候说不清道不白。机关开展肃反运动，我成了第一个重点对象。批斗会上，让我交代父亲的“恶霸”罪行，逼问：你家有几个黑牢？搞过几个丫头？有多少根枪？我说，我家最多的是书，没有别的。最让我伤心的是，责问我“既然家里有钱，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钻入党内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入党是为了实现理想，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还有人揭发我攻击领导。因为我说过崔月犁文化水平不高。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和黄炎培通过信，被说成是向中间势力靠拢，而中间势力必然走向反动。因此，认定我思想复杂，不能留在党内。在肃反五人小组的把持下，开支部会把我“劝退出党”。会后，我给市委领导写信申诉，请崔月犁转交，三个月后就得到平反。市委机关党委书记臧裕生亲自来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刘仁同志的意见：“肃反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是搞思想问题。你们对高锴的结论要重新审查。”崔月犁第一个发言，他说：“高锴说我水平不高，我这个人是水平不高，这不能说他攻击我，更不能说他反对领导。”事实是，崔月犁写的东西，常让我看一遍再发。他说：“把把关，看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哈！我抓到你三个错别字！”办公室主任批评我：“你哪像秘书的样子，怎么能这种态度对首长？”崔月犁却说：“我就要他这样子！”开统战会议，他总问我对他的报告有什么意见。有一次我确实说过，他某次报告“水平不高”。他也不生气，还检讨说：“这次准备匆忙了，是没有讲好。”其实他很爱学习。他通读马恩选集，还看过很多文艺小说和“闲书”，晚上还让公务员教他代数，因此思想开阔。

　　 机关党委虽然给我平了反，但肃反五人小组在我档案中留下了大量虚假材料，导致以后每次政治运动都把我作为审查对象。我父亲被关了三年。30年后，金山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于1989年4月判决：“原判‘恶霸地主’等罪名，纯系讹传，实属错判，应予纠正，特宣布无罪”。但他早已逝世整整20年了。

　　 周游的两难处境

　　 我在市委统战部早晚看到整我的那几个人，心里别扭。原来在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系，就写信给邓拓要求去《人民日报》。他回信表示欢迎，但市委领导决定让我去《北京日报》。1957年3月，我向时任总编辑周游报到，他很欢迎，说：你刚来，我给你创造条件，希望你做出好成绩；报社准备成立一个“鸣放编辑室”，请你当主任。当时中南海召开鸣放座谈会，一个是工商界的，一个是民主党派的。座谈会的宗旨是“帮助党整风”。只让《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四家派记者。《北京日报》派了我，每天到那去采访民主人士。

　　 毛主席要求他们多提意见，参加座谈的人个个诚恳热情。我实在回忆不起来有哪一个民主人士发言时攻击党的。1957年6月8日前一天，李维汉邀请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在欧美同学会俱乐部吃西餐，他致辞说：“这些天感谢大家。”就在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标题叫《工人说话了》。风云突变，在座谈会上提问题比较尖锐的民主人士，纷纷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报道说，章乃器恶狠狠地提出“二十年定息”的问题。我参加会了，亲耳听到章乃器讲的有道理，而且是以讨论形式提出问题，怎么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更不是“恶狠狠”。我没有多想，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党支部书记，请按照“八大”党章规定，反映给党中央。我写道：“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反映事实。章乃器发言时我参加了，那天《人民日报》记者没有来，写的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章乃器是毛泽东要搞的，管你说没说这种话呢。于是，我大难临头，成了包庇章乃器和反对反右派运动的大罪人。那时，我到报社工作才三个月，找崔月犁谈此事。崔月犁当着我的面给周游总编辑、范瑾社长各打了一个电话，说：“高锴同志在我这儿工作多年了，人是很热情的，工作积极努力，但政治水平低，思想糊涂。”这么几句话，就把性质引向“人民内部”问题。我回报社碰到周游，他跺着脚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你怎么那么糊涂！”

　　 周游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我的老学长。抗战时他带领同学龚普生、龚澎姐妹奔赴解放区。1938年在延安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主编。解放后进城，担任《北京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反右期间《北京日报》打了23个右派，都是业务骨干，都是他想方设法从各单位选调来的适合搞报纸的人才。包括丛维熙、李滨声、沙军，都成了右派，他有苦难言。文革后，他和我是邻居，推心置腹地说：“我每天苦苦思索几十年来走过的路，不想清楚不行啊。”谈到反右，他说：“那时上面压任务指标，社领导不能不执行。有的领导成员疯了一样，抓这个，抓那个，越是业务好的，越看着不顺眼。我想过，如要阻拦，我必将成为右派总后台，因为这些骨干都是我调来的，都和我关系好，那报社就不知道要打出多少右派了！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尽量设法缓和点，少打右派；对打了右派的，尽量从轻处理。”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右派改正的信息一传来，周游就写了报告，提出1957年《北京日报》打的23名右派分子统统打错了。

　　 互相撕咬的“群众运动”

　　 1957年“反右”时，没有给我戴右派帽子，但定为严重右倾。周游急匆匆让我下放劳动。他说：“你来这儿不到四个月，赶紧下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让我尽快离开大家的视线。那时候群众运动，领导也做不了主。一旦被贴很多大字报，就难以挽回。群众运动是非常可怕的，简直是互相撕咬。一些人为掩盖自己说过的“右派言论”，拼命揭发别人。

李滨声当年是最受民众喜爱的漫画家，《北京日报》每次刊登他的画作，报摊上的《北京日报》必定被抢买一空。总编辑周游曾得意地说：“李滨声使我们洛阳纸贵。”他被选举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文化界有很高声望。“反右”前几天，《北京日报》青年团组织邀请某位名记者来报社作新闻业务讲座，为了表示尊重，又请市人大代表李滨声致欢迎词。该名记者当天讲了记者应当干预生活、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等观点，受到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但时隔数日，“反右”开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