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年3月25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赴东京大学作为期两个半月的游学和考察，期间在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有关部门和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我前后拜访了近30位日本各方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媒体从业者、智库研究人员、艺术家、留日中国学者等，参观了日本的神社活动，观摩了日本歌舞伎木偶剧等传统戏剧，游览了京都奈良古城，观看了十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受益颇多，感触很深。访日期间我通过我的新浪微博@荣剑2008，每日推出#访日观感#，就每日所见所察所思发表感想，累计共发表了近300条微博，有五万多字，数百件图片。本文是5月9日我在东京大学所作演讲的稿子，这个演讲既是向日本人说中国，也是向中国人说日本，更是向中日两国人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所见有限，所思有限，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来自各方的关注和批评。
中日关系三问：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怎么看中日关系？讲的问题都很大，这可能和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我是研究哲学的，最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转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思想史，再就是对中国晚清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有兴趣，都是宏大叙事。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但对日本一直有兴趣，我在我的微博上曾经排列过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日本、苏联、美国和朝鲜，而现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排列，不管是中共建政之前还是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为什么说日本对中共建政前的影响最大？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亲自主持一部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从训政转向宪政。但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战争不仅中断了中国本来应该立即开始的宪政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结构，中共武装力量通过八年抗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战结束时拥有了一百万军队和数百万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谢日本人，他说，要不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戏了。现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提起这个事情来，对日本就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日本对中国人民所造的孽简直是罄竹难书。
我做这个开场白，不是要对日本再进行一次血泪控诉。中国社会发展后来没有走向宪政而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有多重原因的，不尽然是日本侵华给中共创造了生机。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再谈日本，再谈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个水平上。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么说印度不要不高兴–也是世界上GDP总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国家，更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邻邦，在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有新的思维、新的现实感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怎么看中国
怎么看中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众说纷纭谁是真？我先不说自己的看法，以免给大家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先谈谈别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先谈谁的看法？我想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看法为主。在社会科学领域，相较于政治学和哲学，经济学显然具有更客观的一面，它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诉求，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因此，经济学是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状态的主要窗口，而经济学家自然是开启这扇窗户的人。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中国的呢？有哪些有代表性的看法？我给大家提醒两个时间窗口，一个是2002年，另一个是2012年，两个时间之窗正好间隔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难以置信、难以预料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中日关系的重大变化。
2002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一出来便引来很大反响，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前几位。这位律师曾为投资银行工作，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时间，有专业知识，有实际经验，对中国银行体系中的问题有深入的观察。他在该书中认为，中国银行的坏账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中国的养老金欠账太多，他由此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即将崩溃，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2008年。现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作为见证人，事实证明中国在2008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是在一年里，中国通过注入4万亿元让中国掉头向下的经济势头又重新向上崛起，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独领风骚。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像是一个全民狂欢，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宏大表演，让中国人普遍沉浸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随后就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万国来朝，盛世气象，而GDP统计数字又让中国人为之一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个看起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章家敦预言中国将在5年内崩溃的时间里发生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章家敦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实，在章家敦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时，中国没有几个学者会相信，而美国的学者或许会半信半疑，因为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数据来看，其财务报表如果按西方银行的标准来看，的确早就崩溃了，而且不知要崩溃多少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中国银行业的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国家信用做支持，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有银行就是国家的银行，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会倒闭呢？当然，当时并非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在唱衰中国经济或对中国经济持有疑虑。我要提到一个美国学者，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我在2012年和他有过一个对话，其中谈到了2002年至2003年期间出现的中国即将崩溃论。黎安友给我看了他于2003年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所谓韧性，就是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还有弹性，它并没有完全僵死。黎安友说，他这篇文章就是要表达一个和章家敦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还远没有到崩溃的程度。
和国外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在认识自己的国家时其实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中国现有的研究体制和言论环境并不能充分保证学者研究的客观性，更不用说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但是，在2003年判断中国是否会即将崩溃时，我印象中没有哪一个中国学者跟着章家敦后面起哄，他们甚至也没有人专门出来反驳章家敦的观点，也许他们都认为，断言中国即将崩溃，实在是太离谱了，也太不值得去认真对待。而随着2008年的到来，在中国成功地从世界性金融危机中顺利脱身而出时，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或热情的欢呼，或由衷的赞叹，或暗暗的认可，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性的声音，至多也就是少数人表示困惑而已。
伟大的科斯教授也对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华丽景象惊叹不已，由他出面拿出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科斯教授特别邀请张五常教授撰写这个研讨会的主报告。在科斯教授看来，张五常先生显然是最有资格来总结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学者，因为张五常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那个时候，即使是思想最解放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还只是停留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上，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奉为经典；但张五常已经打破了这些条条框框，明确提出中国必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科斯教授认为，仅凭张五常的这个先知式的预见，他就足以承担起总结中国改革30年这项光荣使命。
张五常在他的报告里是怎么看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的呢？简言之，他实际强调了两点：一点是他以前提出的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市场的方式来主导资源配置，另一点就是他所谓的”县际竞争”说，即中国以县为主体的地方之间的竞争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张五常教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科斯教授对于张五常的这份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出于一份尊重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确被中国的奇迹所迷惑而看不出中国的问题所在？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也许都有。2008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太多的奇迹，不仅是奥运会所开创的宏大景象，中国成功摆脱世界性金融危机，还创造了诸如高铁、歼20战斗机、神舟号载人飞船等多项重大成果，在一片繁荣景象之下，再有挑剔眼光的人也不得不慎重发言，除了叫好，谁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意见呢？
黎安友对我说，他在2009年修正了他在2003年关于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的看法。他这篇同样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上的新文章，试图告诉读者，中国威权制度的韧性正在消失，其原来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社会的调适性或适应性已经逐步衰竭。但这样的声音显然是难以得到传播，传播出去也未见得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时人们愿意听到张五常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不是吗？除了中国，世界上哪个国家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陷阱？不是有一个说法吗–以前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东巨变后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世界金融危机时，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这个看上去像是玩笑的说法，不无准确地反映出2008年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像暴发户一样的突然爆发，中国的新左派是最高兴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集体转向了国家主义，一批北大清华的学者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论，一个外国记者提到的北京共识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许多新左派学者看来，北京共识终于可以和华盛顿共识相抗衡了。
如果中国永远停留在2008年到2010年，那中国的确是非常美好，我也许也会像张五常先生那样，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但不幸的是，中国激动人心的好日子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从2011年起，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便开始在学界和民间同时蔓延开来。这一年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引发了一个全民性讨论，当时有一个段子在网上流传甚广：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动车事故似乎突然击醒了中国人，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代价太大了，这是一个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发展，是一个毫无制度约束毫无法律约束毫无道德约束的发展，我把这种发展称之为恶性发展，恶性发展的后果就是天地人心都坏了，天被污染，地被污染，人心也被污染，其破坏的程度，怎么估计都不会过。
于是，从2002年到2012年，经过10年，中国又打开了它的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看到的是什么呢？还是奥运会、航母、载人飞船、高铁这些中国符号吗？谁还在为这些符号激动呢？这里没有统计数字，但我敢断言，这些符号已经起不到动员国民的作用，也起不到凝聚国民精神的作用。在这一年里，不说民怨沸腾，也不说共识破裂，至少在学界再也听不到中国模式这样的说法，重庆模式的彻底破产不仅让支持它的新左派们无地自容斯文扫地，也让张五常这样的学者情何以堪。正是在中国的发展暴露出极其尖锐的问题时，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科斯教授和其助手王宁教授于2012年写的《变革中国》一书，显然没有再进一步陶醉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之中，相反，他们认为张五常教授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这是对张五常的一个迟来的批评，这个批评表明，中国的经济制度远未像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有效的。
科斯的看法不能代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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