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宕几近两年之后，中共终于公布了对上一任党最高领导集体成员周永康的“违纪审查”决定。此前，通过各种有意和无意的方式，周的贪腐事迹与落网报道早已活灵活现地流传了中外。通过对他所属派系的低阶人物与家人等的贪腐报道，可以说，从新闻学角度而言，此事已经是一桩完全不值一提的旧闻。尽管如此，这一消息的正式公布还是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

国际间对周的落幕如何进一步解读尚不可知，但周的落幕已经清楚揭示中国当代观察的意义是明显的：其一，自改革开放和林彪与四人帮审判后，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已经作古；配合周案的宣传，一些官方消息背景的社交网络活跃人士早已点名到更高的层级人物，而官媒也频频宣示“打大老虎”运动不会停；其二，邓小平之后，随着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实现，欧美观察家关于中国执政党已能平稳进行权力交接的断言被证明失败。这两点可以说周永康给予人们最重要的中国学教训，对解读此案也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说起周永康的沉浮，不得不说到20年来欧美中国研究界对后邓小平时期历任中国领导层最喜爱的术语：技术官僚。这一本借自欧美政治观察的术语用于中国曾被广爲接受，因爲，自江朱时代起迄今的中国上下执政者虽依然在中国特色旗帜下使用毛周意识形态话语，但他们本人大多成长于49年后的岁月，他们的红色权力身份其实是虚拟的和借喻性质的。这种借喻在传统帝王政治似的法统和道统中赋予他们自圆其说的政治正当性，但实际上，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普通人民都知道，即使红色历史传承真的代表某种正当性，他们也并不比普通人民与这种传承更近，他们只是侥历史和现实之幸而作为权力的攫取者而已。

所以，他们需要借助不断提出的各级发展和建设目标以巩固自身权力的基础，因此，无论他们实际的政策作爲多么倒行逆施，经济民生、改革开放及不断刷新的疯狂自我宣传，这些都是不会放弃的，也是他们向社会、外部世界及国内无形的红色道统监护者阶级自我证明的必然选择。直言之，他们需要以代理人和经理者的身份实践所有者的权力，因此，无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到何种程度，他们都不会、也不敢断然抛弃红色权力垄断的信条，因爲舍此他们将一无所有。通过薄案和周案等案例，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他们本身对这些堂皇的红色信条丝毫也不相信。

因此，在任期制的背景下，所谓技术官僚的恐慌是显然的一方面。自苏东剧变起到茉莉花，汹涌的世界潮流，以及他们自身的全球知识告诉他们，他们所不得不高举的历史旗帜自身已失去正当性，称为时代之敌，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一他们自己也无法喜爱和信任的制度赋予其现代政治中难以想象的生杀予夺权力。在沉船上修船和驾驶，这是他们职业的真实写照，因此，为自己多抢救生圈就成爲最后的人生价值保险——这就是贪腐成爲普遍权力行爲模式的根本原因。薄如此，周如此，徐才厚如此，其实，被欧美观察家普遍看好的所谓技术官僚阶级普遍如此。

然而，无论按照现代权力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执政党自身历史上宣扬的政治伦理，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爲都是触犯红线的。这种困境逼迫所谓技术官僚不得不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对自身的派系和家族安全做安排，并为这种安排展开博弈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这是考察中国当代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的出发点。

保持权力垄断，并在任期制背景下爲自己的派系争取更多的未来位置和话语权，这是后邓小平时代普遍采用的政治斗争模式。在此模式下，目前新接班团队的脆弱可想而知，无论军民两界，还是在利益丰腴的垄断寡头企业，又或者在纵横各条线上，当新人到来，前面两代的布建已经完成，而接班者自身甚至也是按照谁根基浅，谁实力基础弱来选择的。因此，新班底会借反腐作爲执政头等生死大事，这与宣传的那些意义不同，这件事关乎新班底能否获取最起码的实力地位和权威。

就社会和国际间而言，对贪腐开战无疑可以缓解30年来由于寡头化和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制带来的绝望心理，部分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外间支持。在不断释放的狂欢节似的打老虎的新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鲜明运用。这与当年凯撒在罗马的斗兽场和演艺游行，以及文革中不断抛出的当权派游戏，都是一脉相承的。区别的是，今天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由于缺乏根本的政治愿景和理论资源，他们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模仿这些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巨头，而并不能真正抛弃现实的体制基础，进行新的社会政治动员。如以中共自身的历史做比附，可以说，由于现实的条件限制，只能做到的是以“四清运动”的模式进行模拟的文革，取法乎上，冀得其中，做不成毛，总要做到江朱胡温，这也是最高领导者在现行 体制下生存的必须。

毫无疑问，社会对所谓技术官僚政治的普遍憎恶是真实的。这种憎恶除了其思想与信仰上的虚假和伪善，更在于技术官僚统治的20馀年，正是政权借改革之名对社会进行史无前例搜刮的时期。在对未来的恐慌和对暴力的迷信中，这些所谓的虚拟红色掌权者对30年社会经济成果进行了疯狂的抢掠。这些专政下的庸碌之蛋比他们虚构的四大家族和其他资本主义坏蛋恶劣许多，从本次周案的情节看，他们连起码的商业才能也没有，他们唯一的生意就是把权力直接兑换成特定数额的金钱。在恬不知耻地把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成就盗贴上自身伟大英明的标签同时，他们加速把这些人民赖以生存、发展和梦想美好未来的资源敲骨吸髓地直接瓜分了。然后他们借用历史上的残暴手段，变本加厉地对任何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实行比军事占领者更凶残的镇压。

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对当局反腐的欢呼不难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反腐权力的政治信任，倒不如说是对所有权力中人与汝偕忘似的快意。这是一个绝望社会很可以想象的普遍激情。对薄王是这样，本次对周家及其派系的垮塌也是这样。这也是爲什么从薄到周，当局只能以经济的罪名向社会解释贪腐政客落马的原因。

人们早已在问：是什么样的制度栽培了这些巨贪妖魔?而既然这些结党爲私、败坏堕落和毫无才德的人可以窃居如此位置，执政党对社会应负怎样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归根结底，一个充满如此堕落和腐败政客的政党，怎么能继续自身英明、伟大、白璧无瑕和万世一系的自我神话?这些真实的问题暴露了从薄王到周案的真正意义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配合这些大快人心的案件的，是一些有意被当局封杀的消息。在党的理论媒体和军方人物多次严厉咒骂社会的宪政、法治及民主诉求同时，除了各地自强拆到司法黑暗的例子不断，各地出现了30年来罕见规模的政治抓捕。对言论和媒体的压制力度空前，而文革中臭名昭着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提法，各种腐朽的红色意识形态话语在公共讨论中借尸还魂，不断被各种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机构有意释出。这一面严酷的现实表明，当局的反腐只是专政者自身权力逻辑的延伸而已。更直接说，今日遂行雷厉风行反腐的权力本身与被反腐者曾据以贪腐的权力其实是一回事，且更为严重，因为，反腐的目的不是开启新的社会变革，与民新约，而是要借贪官的臭名，甚至人头，重建被贪官败坏的权力垄断之网。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在贪腐败坏的技术官僚政治失败之后，中国迎来的很可能不是什么海清河晏的升平盛世，而是专政成色更足、更贪婪手狠及更加目中无人的政治时代，最起码，掌权，搞钱，不准人民乱说乱动，这些“改革”和“维稳”的基本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对此，中国的普通人民，以及关心中国的观察家必须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