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马(Kathryn Ma)令人难忘的第一部小说《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The Year She Left Us)以一位迷途少女为中心。18岁的阿丽(Ari)在中国待了一个夏天后回到家。她在中国为一个公司工作，该公司组织收养中国女孩的美国家庭进行“寻根之旅”。他们参观孤儿院，有时是参观弃婴首次被发现的地方：公安局、商场或路边的垃圾堆。对这些孤儿来说，他们的“发现日”可能最接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寻常的东西——生日。
阿丽也是这样一个女孩。她被遗弃在昆明的一个商场，后来被一个叫查理(Charlie)的华裔美国律师收养。查理是个单身女人，她的姊妹和妈妈也在阿丽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经常对阿丽说她是幸运的——“幸运的女孩”是这本书的头两个单词——但是她不觉得自己幸运，尽管外祖母总是提醒别人“没人必须知道”她是收养来的，她和养母“肤色一模一样”。“你有个华裔家庭，应该轻松得多，”阿丽经常听到这句话。“应该轻松一些，但是实际上没有，”她想，“我觉得愚蠢，孤独，有缺陷。”
但是她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社会联系密切的环境中。阿丽的全名是阿丽亚德妮·贝蒂娜·云丽·罗斯·孔(Ariadne Bettina Yun-li Rose Kong)。她在旧金山湾区长大，是“怪胎”(Whackadoodles)团体的成员之一，怪胎是“西方家庭收养的中国女孩的一个团体，每月一次在游乐场或公园里聚会，这样养父母是白人的女孩能看到跟她们相似的人。”她们去旧金山的唐人街实地考察，“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和中秋节去看舞狮，吃特别的糕点，买柳条、连翘枝或木瓜枝”。查理“在帕洛斯弗迪斯长大时”，她的华裔美国家庭“从未庆祝过”这些节日。
这个团体有自己的习语，读《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的乐趣之一就是这些怪胎们丰富的表达方式，比如“醒悟的那天”或“永远的家庭”。但是也有禁忌语。当阿丽尝试谈论她的父母如何抛弃(abandoned)了她时，“那个A打头的单词在我的嘴里感觉危险而刺激”。
在小说史上，弃儿是常见的人物，在狄更斯(Dicken)和勃朗特(Brontë)三姐妹的小说中尤为突出，但是凯瑟琳·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惊人的21世纪的故事。1992年，中国政府立法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从那以后，美国人带回了80000多名中国儿童，其中大多是女孩，这是因为中国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重男轻女的文化偏见。
凯瑟琳·马笔下的“怪胎”们大多都健康成长。“一个普通话老师每周来教我们一点儿词汇，有时教我们一首歌，”阿丽说。一小部分人接受课外沉浸式教育。被犹太家庭收养的几个女孩举行了成年礼。我们见到她们时，其中很多“怪胎”即将上大学，包括阿丽，她被布林莫尔学院录取，这所大学是她外祖母深爱的母校。
凯瑟琳·马。 Andria Lo
但是我们的女主人公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痛苦。她“永远的家”由三个聪明的单身女人组成，虽然不够正统，但是充满关爱：她妈妈是个公辩律师，阅读了所有关于收养的书；姨妈雷(Les)是个雄心勃勃的法官。两个人都有着男人的昵称，都没结过婚。阿丽的外祖母是个有趣的人——对两个政治正确的女儿来说也是她们的累赘：“外祖母仔细审视阿丽，大声询问她是不是散布在昆明周围贫困农村的少数民族。后来她确信阿丽不是少数民族，是汉人。当然她们永远也不可能确定这一点，但是阿丽有着典型的汉人长相。精致的脸，平滑的眉毛。脖子的比例也合适。”
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以及更近一些的齐玛曼达·恩格济·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一样，马不怕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概括，探索它的势利和社会习俗。“我们不是唐人街的那种中国人，”阿丽的外祖母宣称，“我们说的是普通话，不是粤语。住在唐人街的那些人大多来自中国的一个地区。虽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他们的祖先没受过教育，说的是另一种语言。”马还欢快地以揭露出我们很多人在种族上多么无知。“她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人们经常对查理说。马冷冰冰地指出：“中国人从不这么说。”
马在加州从事法律工作，她对旧金山种族政治的描述是可信的。不久之前，这座城市里的“亚裔律师加起来只能凑够五六桌”。现在唐人街里有权势的人能阻止或颠覆一位法官的晋升，当地亚裔律师协会的年度午餐会能占满整个宴会厅。马的讽刺才能在似乎随口说出的尖刻话语中得以闪现：“他的妻子丑得惊人，对这个男人来说这是好事”，或“她故意忽视一个绝好的社交怠慢”。
外祖母讨厌女儿们的混合动力汽车，说它们“缺乏突然加速的能力，几乎毫无格调”，抱怨说这种气质可能延伸到女儿们身上。书中最生动的人物无疑是外祖母和苦恼的阿丽。她们熠熠闪光，令人难忘。对任何父母来说，阿丽都是个棘手的青少年。她曾是个“像茶杯一样轻的”婴儿，“有着漫画般的夸张笑容”，到18岁时，她喝酒，抽烟，到处厮混，身上有纹身，眉毛上穿了一个“金属环”。而且情况变得更糟。在中国那段时间她开始自毁。“我没酗酒闹事，也没有发狂，”她在把自己和其他女孩进行比较时说，“但我是唯一用过屠刀的人。”
阿丽的自毁不像她最初假装的那样是自发的；她承认自己在模仿一个切掉一根手指的艺术家。回到家后，她不去布林莫尔学院上课，开始和一个厌恶她的较年长的老板睡觉，从妈妈的公寓搬出去，去阿拉斯加寻找一个男人——她曾在一张照片上看到这个男人抱着婴儿时期的她。
有人可能会问，在马的世界里，男人都去哪儿了。外祖母结过两次婚，但是他们都去世了。阿丽的姨妈雷和一个已婚男人有长期婚外情——“分过两次手，但是因为突然屈服又继续了下去”。查理谈过一次恋爱，曾期望与这个男人共度一生，但是他后来渐渐疏远，然后去世了。书中有个可爱的情节突变——让人想起了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小说——阿丽的历险揭开了查理被抛弃的谜团。
马描述了收养中国儿童的黑暗面，她的社会批评不像狄更斯的那么充满活力和感情，更像德莱塞(Dreiser)无情的现实主义。阿丽经常听到内心折磨人的低语：我的父母是谁？他们有没有想过我？这本书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是作者丰富的色调：在这个被仔细审视的社交圈中，我们看着阿丽慢慢陷入危险的不安之中。阿丽比其他“怪胎”们更痛苦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马显然不认为收养同一种族的婴儿能增加幸福的可能。急切的寻找可能一无所获。“你找不到答案的，”阿丽的外祖母警告说，“没人会告诉她。”马是在暗示，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们寻找的东西，不得不接受不合适的现实生活。
很久以前，第一次去中国时，阿丽已经意识到她的妈妈也在寻找某种东西。“我知道她在问什么：我是个好妈妈吗？你因为是我收养你而高兴吗？”
阿丽在那个地狱般的空档年进行史诗般的旅行之后，才找到了那个重要问题的答案，而她的答案也是模糊的。
“我本可以告诉她我想念她，因为这是事实，有时我的确想念她。”
《她离开我们的那一年》
凯瑟琳·马著
326页。哈珀出版社。25.99美元。
Mona Simpson是六本小说的作者，其中包括《离开凯克路》、《我的好莱坞》和《记录簿》。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7月13日。
翻译：王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