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利用课馀时间，分几次为我们全文朗读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纪》，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第二、三版上的报道。红墙政治的黑暗与血腥，让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感到惊心动魄。
以今天的专业标准看，那篇报道是一个报告文学，信息源交代不够，细节难免有虚构。但是，它以被报道对象为主角，写出了一个政治集团的阴谋，从策划、实施、破产到顽抗的整个过程。
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今天中国媒体关于周永康集团案的报道，还做得远远不够。当然，媒体能在可以报道的第一时间，争先推出若干长篇报道，在新华社仅有77字的消息之后，满足读者的资讯欲，已经功不可没。我也知道，即便有消息源支持，要对这样一个窝案进行调查，记者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也不尽同意对于这些媒体不过被人当枪使的批评。媒体只对事实负责，客观效果是否当枪，不应该决定报道是否发表。除非媒体被党派或者某种势力控制，有意用来做宣传。中国媒体的独立性，的确没有谁敢拍胸脯打包票。当事媒体对此应有足够的警醒和反思。
无论是一个腐败案件，还是一场政治权斗，横跨政法、石油和四川几大势力范围的周永康集团，是否就这样束手就擒？他们如何负隅顽抗？这可能是了解中国贪腐问题和政治斗争的关键。案件刚刚公开，当然不能苛求记者全面报道。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称报道已经非常完美。
薄熙来案审判已经过去一年，媒体依然未能报道更多内幕。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政治新闻信息公开程度，还不如三十年前对林彪、四人帮案件的报道。
今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化竞争。因此，新华社消息一出，各大小媒体争相转发，有实力的财新、新京报、澎湃等媒体纷纷抛出早已准备的特稿或资料，其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之态，成为一大景观。拔得头筹的媒体赢得万众喝彩，“光荣属于×××”欢呼一片。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竞争并不是媒体的光荣，而是一种耻辱。与新闻发生之后，媒体派出精兵强将抢新闻不同，也与事先准备资料甚至写好讣告，等待某个重要人物辞世不一样，它是已经发生的新闻，媒体获得了信息并进行了调查，写成了报道，不敢发表并非因为有待进一步核实，而是等待上面的允许。很难想像，《纽约时报》在获得五角大楼文件之后，《华盛顿邮报》在调查了“水门事件”之后，秘而不发，一直等到总统或者国防部长被党或警方宣布调查之后，才发表出来，并为此感到光荣。
只有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媒体之间才会发生这种奇怪的竞争。在高压和扭曲中尽力而为，自然令人敬佩。但是，要把这种竞争胜利当作荣耀和幸福，显然缺乏对于中国媒体环境的自觉和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