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动向 在错误信息上作出的错误决策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错误的信息只能导致错误的决策，虽然三峡工程和“六四”都是所谓集体的决策，特别是三峡工程还经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所谓程序，但还是不能否定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和“六四”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而邓小平的信息主要来自听取汇报，并且相信汇报者所提供的信息为真实。一九八○年七月邓小平坐船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二○年九月邓小平从重庆乘船去上海然后去法国，途经三峡，船发生事故，不得不弃船走陆路，路途十分艰辛，终身难忘。船到武汉，邓小平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和姚依林，要求马上准备三峡工程立项事宜。一个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
“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时，关于三峡工程有这样的表态。低坝方案是指一百五十米方案，即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为海拔一百五十米的方案。邓小平说他赞成低坝方案，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轻信了魏廷铮的汇报，上当受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想在三峡建坝，卡住长江洪水。三峡水库要防长江大洪水，就需要很大的库容。请来的苏联专家提出了二百六十五米的方案，魏廷铮的老上级林一山提出二百三十五米的方案。最后周恩来以重庆朝天门最后一级台阶的高程为海拔二百米为由，确定二百米方案。一九九二年通过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被林一山评价为“可以做西装的面料最后做了一套马甲”。一百五十米方案，还有一个后备的一百二十八米方案，是水利部和长江流域办公室专门为邓小平等制定的骗人方案，方案的特点是移民只涉及湖北省而不涉及邓小平的老家四川省，并极力夸大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请注意不是万吨轮船，而是万吨船队。不知道是邓小平听错了还是魏廷铮有意的口误。
不过在中共的党史中，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圣旨如今只剩下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少了“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这条断头圣旨如今在三峡工程纪念馆中得以保存。这正好证明了邓小平在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了错误决策的事实。
邓小平再次听取三峡工程汇报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背景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结束后，汇报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另一在场人为李鹏的妻子朱琳。根据李鹏的日记，邓小平作出指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虽然邓小平在文革中有向毛泽东认错、并表示永不翻案的记录在案，但是邓小平刚愎自用，并不是一个知错能立即改正的人，特别是承认自己受了魏廷铮的骗，赞成低坝方案，实在是难以置信。当时在场的一共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朱琳。邓小平已经去世，朱琳没有成为中立证人的资格，所以此案死无对证。
“六四”的错误信息与错误决策
同样死无对证的是邓小平关于“六四”的定性和关于武力镇压的决定，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李鹏的《“六四”日记》。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政治局常委已经就学生运动形成共识，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由李鹏主持。当天“晚八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势）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日记中没有继续记载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汇报的具体内容，也没有邓小平做的指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邓小平是在李鹏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做的决定。李鹏脑袋所存储的信息，在他日记中有所记载，如日记四月十九日记载“各大城市（十七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吴国光认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正是这天晚上，邓小平作出了学运是“反革命动乱”的定性。
李鹏在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后，与会者达成了对学生运动的新认识：“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碰头会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
李鹏的“六四”日记四月二十五日记载，“十时，去邓小平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的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地尽快加以制止。”
经过李鹏的汇报，邓小平的指示，李鹏传达邓的指示，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性质由“矛头直接对邓”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此事当事人三位，两位去世，死无对证。
江泽民李鹏“六四”后的分赃
李鹏在镇压“六四”运动中出力最多，但是邓小平等老人最终选中了江泽民取代赵紫阳。“六四”前李鹏是总理；“六四”后李鹏还是二把手，李鹏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实是李鹏镇压“六四”得到了三峡工程。一九八九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计划，一九八六年开始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一九八八年完成论证报告，一九八九年国务院将审查上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如果报告通过，三峡工程可能立即上马；如果报告不通过，将再搁置三峡工程议案。李鹏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他们中间有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生态环境学家，经济和社会学家，军事安全专家，有共产党退休的高官，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等等，他们有比主上派更优越的知识构成，而且国际舆论对三峡工程计划多持批评意见。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三峡工程反对派高举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大旗，占据舆论的高点。
一九八九年二月底，《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编辑成《长江，长江》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峡工程反对派在一九八五年成功地阻止了三峡工程的上马，并迫使国务院解散正在筹建的三峡省，他们自信，在一九八九年也能阻止了三峡工程的再上马。但是三峡工程反对派万万没有料到，李鹏利用镇压“六四”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进行了莫须有的政治迫害。三峡工程成为镇压“六四”的分赃物品，江泽民当总书记，李鹏得三峡工程。
《长江，长江》一书被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长江，长江》的主编、《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作为动乱与暴乱的幕后黑手投入了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分别寄出了检举信，指责三峡工程反对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是何等的罪名！李鹏无法在工程技术、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上驳倒反对派，只能采取卑鄙的政治上无限上纲、株连九族、全面绞杀的手段。如果把本当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三峡工程的决战是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主上派起初都没有胆量上场，“六四”过后，反对派一方的球队队员是带着手铐和脚镣参加比赛，而且缺少一位守门员（被关在监狱里）。
江泽民没有违背当上总书记时的承诺，大力支持李鹏的工作，支持三峡工程的上马。刚刚上任才一个月的江泽民于七月二十四日到湖北省视察荆江大堤、葛洲坝工程，还专程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后即到医院看望李鹏并公开表态：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人员，合影留念。江泽民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于子孙后代。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江泽民在李伯宁的来信上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这样由中宣部组织对三峡工程展开了大规模的片面报道，无一反对文章，下的不是毛毛雨，而是狂风暴雨，为三峡上马做舆论准备。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江泽民宣布中共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由于对全国人大代表是否能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没有把握，江泽民自告奋勇，去两会党员领导会议上做动员。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召开人大和政协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江泽民主讲了两个小时，用党纪要求代表支持党中央和他本人对三峡工程投的赞成票。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决策，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热情似乎不亚于李鹏，但是在二○○六年八月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中却没有收入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几次最重要讲话，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在“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的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
“六四”，李鹏得到了三峡工程，新总书记江泽民积极支持，这是政治交易也是契约。
《动向》2014年6月号
关键字: 六四 李鹏 三峡工程 栏目: 史海漫步 首页重点发表: Flash 作者: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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