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道大参考（http://www.gedaodigest.com/）按：近日，《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长谈，听他解释对伊拉克危机、巴以局势和俄罗斯问题采取的政策。对各方批评声音，奥巴马也给予了回应。
这些日子，奥巴马总统的白发肯定更多了，而且毫无疑问，这些白发中至少一半是因为要在一个混乱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努力管理外交政策才变白的。（茶党造成了另一半。）周五傍晚，我有幸在白宫地图室里，与他一起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纵览全球局势。我发现，奥巴马总统显然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源自过去六年里的许多教训。对于其外交政策的所有批评者，他也能给出有力的答案。
奥巴马明确表示，他会让美国更深地介入中东等地的事务，但程度仅限于促使那里的不同族群，同意建立一种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包容性的政治秩序。美国不会为伊拉克什叶派，或其他任何派别扮演空军的角色。他告诫称，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制裁，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入侵”乌克兰，而如果他真要入侵，“在我剩下的任期里，尝试找到一个途径，与俄罗斯恢复一种尚可运转的合作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奥巴马称，在利比亚实施干预，防止大屠杀的发生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在利比亚当地安排充足的后续措施，引导利比亚向更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或许是他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遗憾。
奥巴马若有所思地说道，总而言之，美国面对的最大威胁，也是唯一真正能削弱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的情况都不错，从新能源到创新，再到经济发展。但是他说，除非美国的两党也能做到我们对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提出的要求——摒弃胜败之争，开始通力合作——否则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
“我们的政治有些运转不良，”奥巴马说，我们应该用中东可怕的分裂局面来“提醒自己：如果各政治派系采取极端的立场，社会就将无法正常运转。一个国家越多元化，就越不可能去采取极端激进的立场。”
奥巴马指责，共和党极右势力的崛起让很多本可能达成的妥协泡了汤，不过他也承认，选区重新划分之争、新闻媒体的两极分化，以及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我们如今这个政治体制的真髓——正在削弱我们一起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政界人士由于支持了最出位的极端立场，从而获得了回报，”他说，“这迟早会让我们尝到苦果。”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如他自己所写，“亲历了”二战后秩序的创建，那么奥巴马是否觉得自己在亲历它的“分崩离析”呢？
“首先，我认为整个世界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不少地方喜讯频传。”比如亚洲，他说，像印尼这样的国家，还有智利等很多拉美国家，都是这样。“但我的确认为，”他说，“在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秩序开始松动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早就为世俗派的叙利亚反政府团体提供装备，或者在伊拉克驻留一些美军，状况会不会更好呢？奥巴马回答，假如人口占优的什叶派的没有“挥霍”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分享权力的机会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在伊拉克驻留美军。“如果什叶派多数抓住机会，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主动接触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而不是]通过清除复兴党之类的立法的话”，那里就不需要驻留外界部队。奥巴马认为，若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这么做的意愿，我们的军队迟早会陷入夹缝之中。
奥巴马表示，“至于叙利亚”，为反对派提供武器就会产生效果的想法“是一种幻想。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为基本上由曾经的医生、农民和药剂师等人组成的反对派提供一些轻武器，或者什么更加精密的武器，这样他们就将不仅足以对付装备精良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有俄罗斯、伊朗及久经沙场的真主党(Hezbollah)支持的装备精良的政府——这样的好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奥巴马表示，即便到现在，美国政府也很难识别、培训及武装足够多的叙利亚世俗反对派：“他们的本事没有大家希望的那么大。”
“我们需要着眼的宏观层面是，”他还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中，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感到不满，在叙利亚问题中，人口占优的逊尼派感到不满，基本上是从巴格达延伸到大马士革……除非我们能提供一个满足民众诉求的方案，否则我们不可避免会遇到问题……遗憾的是，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了。很不幸，我们如今还要面对‘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缩写ISIL）。我认为，他们对普通的逊尼派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但“他们在填补真空，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只是如何在军事上对抗他们那么简单，还有如何回应在该地区占多数的逊尼派的诉求……目前，这一地区与全球经济脱节。”
伊朗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吗？“我认为伊朗人所做的是，”总统说，“终于认识到，从长远来看，伊拉克什叶派的极端立场站不住脚。顺便说一句，这对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教训：你想要100%的胜利，赢者通吃，揽下所有战利品。但这样的政府早晚会崩溃。”
我曾经说过，突尼斯等状况比较良好的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是因为各派别摈弃了胜败之争。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外界的帮助。
“我们不能替别人做那些他们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提到伊拉克的派系矛盾时，奥巴马说。“我们的军队非常强大，如果把所有力量都投入进去，我们能暂时掩盖住问题。但对于一个长期运转的社会来说，民众自身需要决定如何共处，如何照顾彼此的利益，如何妥协。涉及腐败等问题时，民众及领导人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改变这样的文化……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与他们一起走过每一步。但我们不能代替他们。”
因此，我问道，能解释一下利用武力保护ISIL (ISIS)和库尔德斯坦难民的决定吗？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是伊拉克境内真正的世外桃源。
奥巴马说，“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情况，一个国家面临种族灭绝威胁，而且愿意让我们出手干预；我们也看到，国际上形成了需要保护这些人的强烈共识，而我们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有义务这么做。”鉴于库尔德人建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他还指出，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击退ISIL，还有如何为伊拉克国内的最佳推动力保留空间。这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大脑，我一直在思考。”
“库尔德人利用了美军在伊拉克的牺牲带来的那段时间，”奥巴马表示。“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那段时间，库尔德地区正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正常运转。该地区宽容地对待其他教派和宗教，我们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如此。因此，我们的确认为确保这片土地得到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更大的层面上，我所表明的是，我不希望充当伊拉克的空军力量。同样，如果当地人民没有承诺齐心协力，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开始保护自己，对抗ISIL，我也不希望充当库尔德的空军力量。”
总统表示，“我们没有在ISIL开始攻击的时候对伊拉克各地展开空袭，因为这会消除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总理的压力。”他表示，这只会促使马利基及其他什叶派教徒这么想：“‘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做出妥协。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决定。我们不需要历经一个艰难的过程，搞清楚我们过去做错了什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美国人再次帮助我们脱离困境。而我们可以一切照旧。’”
奥巴马说，他想告诉伊拉克各个派别的是：“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的伙伴，但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救星。我们不会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而派大量美国军队回到伊拉克。你们必须向我们证明，你们愿意且设法维持一个建立在和解基础上的统一的伊拉克政府，且为此做好了准备。你们愿意继续打造一支对文官政府负责的、没有教派倾向、能够发挥作用的安全部队。击退ISIL确实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我们不会容许他们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什么哈里发王国，但是，只有确信我们的伙伴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要帮助逊尼派部落，如果我们帮助地方的统治者和领袖，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是在争取什么。”否则，奥巴马说，“我们可以让他们[ISIL]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但我们的飞机一走，他们立刻就会卷土重来。”
我问奥巴马，是否担心以色列的局势。
“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的成就让人惊讶，”他回答说。“从一片不毛之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成功、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这证明了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巨大能量和远见卓识。因为以色列在军事上是如此强大，我并不担心以色列的生存……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如何建立一个保持其民主和文明传统的以色列国。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如何将以色列开国者的最佳价值观反映出来。而且我一直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找到一种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方式……你必须认识到，他们有合法诉求，这也是他们的土地和居住地。”
在被问到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又名阿布·马赞[Abu Mazen]）达成以土地换和平协议的问题时，奥巴马说，这件事得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支持率比我高多了”，而且“受到了加沙战争的极大提振，”奥巴马说，“而且，如果他不感受到一些内部压力，他就很难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让步，包括开始转移定居点。这件事很难办到。对于阿布·马赞来说，问题稍微有些不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某些方面太强大，而阿布·马赞在某些方面太软弱，因此无法坐到一起，做出萨达特(Sadat)或贝京(Begin)或拉宾(Rabin)愿意做出的那种大胆的决定。它需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导人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对政治家来说，以长远眼光看待事物是最难能可贵的。”
显然，奥巴马对伊拉克问题的很多观点，源自于利比亚的动荡带给他的教训。北约(NATO)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Muammar el-Qaddafi)，但却没有组织足够的后续国际援助来帮助他们建立相关机制，这引发了利比亚的动荡。无论是在重返伊拉克还是插手叙利亚的问题上，奥巴马总是在问自己：我是否在当地或国际上拥有合作伙伴，能够让我们所策划的改变具备自我持续性？
“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件事让我得到了教训，而且至今仍在产生影响，”奥巴马说。“那就是我们加入了在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的联盟。我绝对相信这是正确之举……如果我们没有实施干预，利比亚可能就会变成今天的叙利亚……会有更多人死亡，更多动荡，更多破坏。但也要承认，我们和欧洲的合作伙伴低估了把事情做彻底的必要性。在卡扎菲下台后，所有人都感觉良好，所有人都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谢谢你，美国。’而在当时，我们应当做的，是以积极得多的行动来重建那些没有任何文明传统的社会……因此，现在每当我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军事干预？我们对未来是否有一个解决方案？’的问题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留给我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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