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集会上的香港学生领袖, 左二是周永康。
“现场的示威者请留意，这是警方发出的警告：你们正在进行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活动，违反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7条规定，你们可能会被检控。”
凌晨两点，高音喇叭传出的严厉男声一遍遍地急促重复，压向坐在马路中间的每一个人。没有人动。人群也几乎没有起伏。五六百人静静地坐着，街灯明亮的暖光，照得每一张面孔都轮廓分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那么年轻。
这里是7月2日的中环遮打道。刚刚过去的白天，15万香港人喊着“我要真普选”、“梁振英下台”的口号，从烈日与暴雨中的维多利亚公园一路走到夜色中的这里，创下10年来这座城市游行规模的最高纪录。
与以往不同的是，许多人并没有就此散去。在游行的终点，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发起了“公民抗命后续行动”。这个由全港各大学学生会联合而成的学生组织，决定在不提前向警方申请的情况下，从7月2日零点开始，通宵占据遮打道直到7月2日早晨八点。不提前申请意味着行动违法，会面临拘捕乃至检控。而视此行动为“抗命”的人们并不打算反抗。
这也是自2013年3月“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以来，它所提倡的以公民抗命争取普选的行动理念第一次被实践。实践者，不是运动的发起人——他们认为“时机未到”，行动还缺乏理据——而是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零点将至，周围的街巷里警察渐渐多了起来，大学生走上白天游行留下的主舞台，面对台下没有离开的民众，诚恳以告：“留在这里不是消遣，留在这里会被人抓，被人告，不是开玩笑的。这就是‘抗命’。如果决定留下，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保持冷静，互相守望，不做反抗。”
在后台的阴影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告诉我，香港争取了这么多年的民主普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干等命运降临。“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走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改变”，他说：“如果还是在一个已经僵化的体制里去跟他博弈，实在很难有significant progress（大的进展）。时机不是靠等待，是靠争取。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和这个体制对抗，去拿回我们本来就应得的民主权利。学生就该是这股抗争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今天走出来，我们学生，其实责无旁贷。”
他的黑色眼镜在汗水里东倒西歪，脸上还留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但讲起话来，却有一种同龄人少见的深思熟虑的平静。
周永康1990年出生，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主席，4月才被推选为学联秘书长，7月2日就站在这里，参与和带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公民抗命。“我们预备好了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他抹一把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表情庄严而紧张。
一、
一直以法治、秩序自我称许的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激进的“公民抗命”成了全城都在讨论的话题，进而成了许多人孤注一掷的选择。
这是埋藏了30年的悬念揭幕的时刻。香港2017年到底能否如人大在2007年承诺的那样，争来民主普选？幕布背后是北京的答案，答案背后却牵动着这座城市累积多年的民情变化、世代更迭、以及人心向背。
8月初，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一份民调曾提问，“如果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会造成政治筛选候选人，令不同政见的人不能够参选，你是否接受？”60%的受访者表示宁可不接受，希望立法会否决方案；而31%的受访者则支持拿到手再说。其中，18至39岁的年轻人中，不接受的比例高达80%。
如果比较2005年、2010年政改的相关民调数据，你会发现，随着香港社会等待民主的时间越长，人们的耐心越消耗，对北京的信任度越低，民意也越发趋向激进──认为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宁可不要阶段性政改的受访者，比例一直在升高，到了2014年几乎比2010年翻倍，而且首次超过半数成为主流民意。年轻一代，就是这部分民意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以公民抗命为核心行动理念的“占领中环”运动，根据2014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Michael DeGolyer所做的调查，得到38％的香港市民支持，54％反对；而在21至30岁的年轻人中，支持率竟然高达69％。
正是在民议如沸时，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给香港将要实行的普选定下框架──与其说是“框架”，不如说是详细定案：明确规定选举的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设立，由工商界、专业界等四大界别构成，在这个人数分配设置明显亲北京和工商界利益的架构中，有意参选特首的人必须要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可能成为候选人，特首候选人数目定于2-3人。而特首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的定义，即是“支持结束一党专政人士不可接受”。
自香港政府从去年底启动普选咨询以来，从政党到民间，从建制派到民主派，香港社会提出过30多种完整的普选方案建议，而人大决议的这个结果，比所有的民间方案、包括被民主派视为最保守的建制派方案都更加保守。这个方案意味着，不受北京信任的参选人无论民望多高，都会被提前筛走。研究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Larry Diamond回应香港《南华早报》时称，这样的所谓“普选”实际是伊朗的操控式选举，“坦白讲，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民主”。
按照法定程序，人大决议之后，这个普选方案仍需由香港政府交回立法会表决，2/3票数通过，才可定案。因此，人大同时表明，如果这个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则2017年特首选举会继续沿用2012年的代议式特首选举产生办法；而2017年之后一直到未来，香港若要实行普选，都必须遵循人大这个方案，决议长期适用。
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人大记者会直播的香港人来说，这一刻五味杂陈。
最感悲愤的是一直以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在有关民主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他们一直站在“香港人要什么样的普选？”和“北京会不会给？”两个问题中间，希望取得最大公约数，既维持与中央的良好关係，同时也推进政改，最终达到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真普选。在香港政坛，温和民主派与开明建制派，正是这种“中间路线”最主要的倡导者，也代表着民意主流。
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便是“中间路线”其中一员，他过往的温和立场甚至常被激进者攻击为“卖港”。在人大决议宣布之后，汤家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忍不住哽咽，他情绪激动地说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自己“难以接受、非常失望、非常痛心”，也看不到还有任何可以谈的空间。
“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占中”主张只有到了最后时刻，如果没有真普选，才占领中环；并把“最后时刻”推至普选方案最终定案之时，把“真普选”的定义放在民主派最温和的底线“符合国际标準”。戴耀廷一直希望在一个激进的行动想像倒逼之下，可以尽可能拓宽谈判空间，他甚至预先为北京可能出台的中间方案，做好了与激进民意沟通的准备。
然而，“最后时刻”不由分说，轰然而至。
“占领中环”运动在人大决议后发布新闻稿：“我们非常难过地说：今天对话之路已经走尽，占中必定发生。”25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坚称会发挥立法会内1/3的关键少数票，在普选方案交由立法会表决时，集体否决这个方案。学生团体则表态，会以全港大学生、中学生同时集体罢课的行动开启“占中”的序幕。
此时此刻，显得最平静而决绝的是年轻人。
8月31日下午4点05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正在看直播的香港市民致以问候”时，24岁的周永康对着电视机竖起了中指。
他和50多个来自全港各个大学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学联办公室，收看全国人大记者会的现场直播。在这个被书、标语、横幅、黄丝带、喇叭，还有卷成一团的床单堆满的大办公室，当李飞的官式普通话响起，大多数学生只是一边低头刷手机，在电脑上工作，一边静静地听，彷彿那些话与自己身处的世界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人忍不住，比如在李飞讲到“过半数”、“爱国爱港”、“实现普选”等字眼时，学联常务秘书、香港中文大学三年级学生钟耀华低声骂道：“丢──”（粤语粗口），他的女朋友叶咏琳却在一旁不以为意：“有什么好‘丢’的，几个月前我已经‘丢’过了，这一刻反而轻松，因为答案简单明了：香港人，抗命。”
直播开始前，22岁的钟耀华在Facebook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在一个有关港人命运的重大决定上，我们依然没有参与的份儿，居然要靠电视直播来迎候强加于身的命运。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一切如旧。这真是对香港人的羞辱。我们不要再接受京官的耳听面提，要出来夺回理属已身的政治主体性。今天是历史的新页，往后怎么写，得看我们的决心了。”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安排了这次聚会。电视直播结束后，大家纷纷交出手机，用纸袋装着，集体堆在厕所旁边的角落——这是近一年多以来学联开会的新传统，为了防止窃听——然后，学联的第一次罢课筹备大会开始了。在场的50多个同学，正是接下来即将在各个高校发起的罢课行动的主力。学联罢课筹备会议。在周永康看来，这像是一个仪式，是屈辱，更是奋进。和同学们一起收下“民主”的死亡通知书，也正可以一起丢掉幻想，“让现实颠覆幻想，逼使港人狠下决心另走一条生路”，他说。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把今天的这群年轻人称为“主流的反叛者”，他说以前在香港搞社运的都是边缘人，但“现在走出来的很多都是精英学生，用的都是很好的技巧。他们本来应该站在社会里比较中间的位置，不是偏锋和激进的人，但却走出来公民抗命。”
“好学生反叛，就反证社会已经出了大问题了。”罗永生感叹。
二、
相比中文名，周永康更习惯朋友们叫他Alex。和大陆反腐败运动的标靶人物同名同姓，让这男孩没少被身边同学开玩笑。“喂，周永康，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偷渡到香港来了？”“周永康，又上头条了喂！”他一律回个鬼脸，卖萌了事。“讲真，都不是很清楚周永康是谁……”这个周永康说。
他出生在中产家庭，爸爸是70年代香港大学毕业生，开明谨慎，常常告诫儿子“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妈妈年轻时从大陆到香港，强势干练，却因为见识过共产党残酷的政治斗争，一听见儿子说中共的坏话，就紧张得不行。
中学时，周永康算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斯文沉默，爱读小说。他喜欢本土作家刘以鬯，从刘的短篇小说《动乱》里认识香港的六七暴动，“文学原来可以这样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后人跨越时空去体会”；喜欢钱钟书、梁实秋，“民国时代这么纷乱，民国人的生活态度竟然是这样的”；还有白先勇，“去了台湾的人对中国的想像，那种怨恨纠结，很有味道”……“文以载道”，这是文学吸引他的方式。他成绩很好，考进香港大学，读比较文学，兼修社会学。
在读大学之前，他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仅止于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集会。在中学的一次早会上，历史老师播放了一部有关六四事件的短片，一向风趣的电脑科男老师在课堂上边看边哭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关1989的影像，深受震撼。“六四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公共领域的门槛，我们绝大部份对政治、社会议题的关心，都是从六四开始的”，在7月的一次晚餐中，周永康告诉我。
每一个我在学联遇到的年轻人都这么说。“我怎么会接触政治？第一件事就是六四。每年的五月初，你看一下报章，都会开始讲六四，一直到烛光晚会，年年的报章都会报导，十几万人啊如何如何。我就在想，哇，十几二十万人就去那里坐着？打机不好吗？拍拖不好吗？为什么香港有班人这么执着的？为什么呢？然后就会去找六四是什么，北京发生了什么，香港的反应是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启蒙。”这是钟耀华的说法。而中学不谙世事，到了大学通识课才开始恶补香港与中国公民社会知识的叶咏琳，参加的第一次社会运动，就是2012年香港市民为六四受难者李旺阳“被自杀”事件抗议的游行。
周永康说，对1990年之后在香港出生的他们来说，六四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的起点：“每一年，到了六四那一周，重新看回那些画面，看当时学生的理想，都会很感动，很受鼓舞。而看到人性被那样粗暴地践踏，也会有强烈的情绪……有人讲六四事件很复杂，但是人民希望改变国家，国家却用军队来镇压，这一点黑白分明。坦白讲，我是从六四认识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再不会有什么好感。”
因为“不爱说话、喜欢读书”，进港大后，周永康加入了校内唯一一份文字媒体：学生会刊物《学苑》，并当选副总编辑。这一年，正是《学苑》创刊60周年。
作为本港历史最悠久的学生刊物，1952年创办的《学苑》关切时局，人才辈出，在港大内外都曾有过广泛的影响力，从60年代到80年代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重要论述阵地。90年代之后，回归进程启动，怀抱理想的大学生很多都离开社会运动，投身新政府或者议会，希望在建制内实现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港人治港”。《学苑》也随着学运的退潮而锋芒减弱，退回一本普通的校园刊物。
然而大时代的尘埃并没有落定。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半民主状态，在回归之后不过维持了五六年时间，就诱发了管治危机。非民选的政府和议会无法回应政治意识和本土意识都在觉醒的民意，民意转而诉诸街头，社会运动很快就在香港火焰重燃，并且越烧越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立峰和教授陈韬文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今天的香港已经称得上是社运理论所定义的“社运社会”。
2012年，大学一年级的周永康即使是在校园，也感受到了逼迫近身的政治气旋：港大学生会遭遇政治渗透与干扰，频频被指责为“染红”，而《学苑》作为学生会媒体仅能发挥监察作用，难以扭转局面。这让周永康坐不住了，他做了好几期有关新闻自由受打压、香港人政治觉醒的专题，仍然觉得“只靠文字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靠行动，如果没有人上去改革，学生会会堕落很多年……大学都是这样，又何况整个社会？”说到这里，他开了个玩笑：“原来这个世界只有鲁迅不行，必须得有孙中山。”
2013年，周永康竞选学生会，当选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并由学生会进入学联，因为在港大奋力与前任学生会抗争的成绩赢得了学联前辈和伙伴们的信任，2014年4月1日，当选为新一届的学联秘书长。
在香港，加入大学学生会，基本等同于半个身子跨进社会运动，加入学联，则整个身子都跨了进去。几十年来，以“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为基本理念的学联一直是香港学运与社运的急先锋，早期发动民族主义的保钓行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则与中国政府决裂，把原本“建设民主香港”的纲领，改为“建设民主中国”，一直在中国大陆的人权危机中积极发声抗议，以示香港民主化与中国民主化的密不可分。
加入学生会和学联之后，周永康买了好多教人怎么演讲、开会、甚至推销的书，有些是实战技巧，有些是心灵鸡汤，他看得认真，细细划线。因为一向喜欢写文不喜欢说话，突然要站在台上演说，激发群众的情绪，“实在是没有经验，不会说soundbite（容易被媒体引用的语录型句式），甚至连喊口号都不习惯”。
从中学时开始恋爱的女朋友Kawan也不习惯，她说自己明明爱上的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起读书谈心看电影，怎么突然有一天，男朋友就跑到舞台上，头绑白布条声嘶力竭地喊起口号了？在学联陪周永康开会的某一天，她手里一边帮忙编着抗议使用的黄丝带，一边严肃地告诉我，好几次站在周永康演讲的台下，她都悄悄跟朋友说，“这个人不是我男朋友”。
不过历史不由人选择。就在周永康正式接下学联秘书长的前两周，台湾大学生占领了立法院，太阳花学运拉开序幕，并狠狠刺激了正在民主困局中煎熬的香港。
当时正值香港2017普选咨询期，民间各路方案在媒体中激烈辩论，“占领中环”运动也因为行动缓慢、立场温和饱受激进派争议。3月23日，学联周年大会上，当时的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宣布，学生不再跟随“占领中环”运动的计划，将会独立发动、提前占中，“台湾的运动证明学生可以带领社会走得更前，香港学生亦不必要等待‘占中’带领，可以随时有理据、有时机就行动！”陈树晖说。
陈树晖提出的占中时间是7月1日。“当时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因为一周后我就下庄了（从学联卸任），真正要带领这件事的不是我，是确定要接任的周永康”，事后陈树晖对我说：“好在Alex和我在这件事上看法一致，非常有共识。”
在陈树晖看来，周永康虽然并没有什么亲身参与社运的经验，但性格沉稳，“一身正气，一脸忠臣”，在大是大非上立场坚定，是可以信赖的伙伴。
就是这样，一浪接着一浪，彷彿还来不及准备，又似乎不需要什么准备，历史在最重要的时候，把这些年轻人推到了最关键的舞台上。
三、
“我要真普选，不要有筛选！”
“自己政府自己拣，自己香港自己救！”
“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没有理想，哪有抗争！”
带头喊了一轮口号之后，周永康走下台。我拉住他，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7月2日凌晨，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咸味，分不清是维多利亚港迎面吹来的海风，还是白天的酷热游行蒸发出的汗水。许多穿着学联黑色T恤的年轻人在后台忙碌着，打电话、装设备、对讲稿、吃盒饭，相互调侃一些只有圈中人才听得懂的笑话。没有紧张的感觉，尽管警察就在不远处一字排开。
“你紧张吗？”停顿了很久，我问。
“昨天晚上忙到三四点睡，躺在床上开始觉得不安……我没有办法identify（确认）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周永康像是在回答我，又像是用词严谨地自言自语。他看着不远处那个震耳欲聋的舞台：“你不肯定最终会有多少人在这个集会里。有记者问我说，你们行动会有多少人，警方什么时候会开始清场。我的心情真是……如果今天学生走出来，香港人留下来的不多，警方迅速清场，这就是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吗？我们是预备好了要付出代价，但我们怎么期待在下一步，更危险的时候，香港人会有多少站出来？当年轻人走出来，到底老一代人，我们的政治领袖去了哪里？”说到激动处，他哽咽起来，沉默了。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话的背景。
尽管3月底，学联已经宣布7月1日要提前占中，但真正的行动决定，却是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定下来，而且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民主派阵营中大多数前辈的支持。6月26日，学联和民主派各个政党的代表、“占中三子”碰面开会，讨论5天后计划进行的公民抗命。这个会议上，学生们收到了许多反对和表示担忧的意见。有人觉得他们行动的理据不足：政府方案还没出台，北京也还没有一锤定音，这时候出来占中，是要反对什么呢？有人理解学生将行动升级的意愿，但担忧行动万一失控，可能给整个局面带来风险。“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与陈健民就有这样的担忧。他们刚刚发起的622公投赢得了超过70万人投票，这个数量远超他们的想像。在这个成功战胜了黑客攻击、官方媒体抹黑的全民电子投票里，79万香港市民投票选出自己想要的普选方案——均是北京明确表示不可接受的公民提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成绩，最先想的就是稳住它”，陈健民7月2日之后告诉我，他们担心学生的公民抗命，万一爆发冲突，反而会减低得来不易的市民支持，也给伺机已久的打压提供藉口。
学联的学生说，这场会面不欢而散。
周永康解释，意见不一致，是因为“大家的目标不同”：“学联希望争取到公民提名权，而不只是国际标准，所以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行动去达到这一点。”
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这个“占中”运动的基本构想，已经成了民主派争普选的共识及“最后武器”。在这里，真普选的定义是“符合国际标准”。大多数民主派都认同，“国际标准”与基本法、乃至广义的“爱国爱港”都并没有冲突，只要北京有诚意，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方案是完全可能的。
而年轻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学联和学民思潮提出，香港的普选不仅要符合泛泛的国际标准，更要争取“公民提名”，即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利。为了争取这一点，他们扭转了“占中”的行动模式：把谈判失败后的被动反抗，转换为一锤定音之前的主动抗争，就像他们在遮打道的夜晚喊出的口号：“没有公民抗命，哪有公民提名。”
在香港的现实政治里，公民提名是个不可能实现的选项──它的确不符合基本法中关于“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字面规定，北京也多次明确表示不可接受。为什么明知如此，也非要坚持？
我分别去问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的周永康。
1996年出生的黄之锋在2012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中学生社运团体学民思潮，并发起反对国民教育科的运动——反对派认为将国民教育科加入中学必修科目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运动最高峰时，12万人包围了政府总部，迫使政府撤回了决定。在反国教运动之后，学民思潮投入政改议题，并首次提出“公民直接提名特首候选人”的选项。尚未成年的黄之锋对此快人快语：你给不给是你的事，我要不要是我的事，如果普选是一场谈判，公民提名就是我们的开价，我们难道不应该遵从自己的心意开价吗？
比他大6岁的周永康讲到这点，沉默了好一会儿，慎重地说：“公民直接提名不仅是一个选举的制度安排，更是一个政治诉求。它把这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权交还到每一个公民的手里，它象征着我们可以命运自决。”
他们两人都说，即便北京与香港民主派真的妥协达成了一个“中间方案”，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个学生团体也会为公民提名抗争到底。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周永康说“命运自决”这四个字。此后两个多月，在不同的场合里，他越来越多地用到这个词。
在罗永生看来，这正是新世代的抗争者跟他们上一代人最不同的地方。罗永生是30年前的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也是在中英谈判期间，“民主回归”论述的主要倡议者。（参见《摊牌（一）》）
当时关于前途命运的思考，香港民间曾有三种意见。普罗大众的主流希望“维持现状”，即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即使主权回归，治权也依然由英国保留；以学者和进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界支持“民主回归”，以主权回归换得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另有极少数知识份子提出“命运自决”，时任《号外》杂志主编的陈冠中就是其中代表。
罗永生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很现实地看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所谓现实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中央接受的体系。‘中央接受’这个东西是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的。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可是中央在想什么？每个人都在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中间人觉得知道怎么去跟中央谈判中央可以接受，但万一判断错误，出问题了，民众就要跟你算帐，你没办法解释，因为你不是遵循理念，只是谈策略，只能站在中间成了千古罪人。新一代不一样，他们从来都没有中间人这个概念，他们是跟着理念来，自治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去追求，没有什么前提。”罗永生说自己这代人“每一个都是务实主义者”，“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大的理想去付出什么，而是争取活得更好而已”，而周永康、黄之锋这样新世代的抗争者，“没有旧的包袱，没有过去所有的挫折”，也许不实际，但反而“坚持了更纯粹的理想主义”。
6月30日，学联仍然宣布，7月2日凌晨占领遮打道。“占中三子”表示，因为时机不合适他们不会参与，也不会号召民众参与，但尊重学生的决定。
实际上他们站得并不太远。距离遮打道400米以外的24小时麦当劳，陈健民和戴耀廷在这里守了一整个晚上。他们紧盯着手机里的新闻视频直播，陈健民止不住地胃痛，戴耀廷则几次坐立难安，不断想要走出门去。
2013年初发起占中运动时，戴耀廷曾在很多场合说，希望这个运动能有更多“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站出来”，“为下一代争取一个公平公义的制度”，而不是总让年轻人冲在第一线，人生路刚启程就要付出沉重代价。这话在当时甚至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反感，黄之锋笑他是“家长心态”，“不尊重学生的公民身份”。说这话时戴耀廷或许很难想到，一年半之后，自己竟要面对如今这样的时刻：大学生坐在中环的马路上，以行动实践他所提出的“公民抗命”，等待被捕；而他和陈健民，同为占中发起人，同是大学老师，同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甚至同是30年前的学联成员，却只能“躲”在麦当劳，心急如焚地刷手机。
几次忍不住，戴耀廷想要走出去，和学生坐在一起，都被陈健民拦住了。“我理解他，心里太难受了”，陈健民说：“我如果是学生，现在也一定坐在那里……可是我只能跟他说，我们讲过不参与，我们必须守住自己的位置。”
戴耀廷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如果争取真普选是一场比赛，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既要比赛赢，又不能让对方输。意思就是，既要争取到真正的普选，又不能让中央为此感到“不放心”。所以“占领中环”不到最后一刻，必须按兵不动。这样的用心良苦，在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们怕输。”在遮打道的深夜，谈起占中三子与自己这一辈学生的区别，周永康很精简地说。想了几秒后，他又补充：“毋庸置疑，是因为他们输得太多。”
“他们相信在建制里的沟通，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商量的。”
“第二个不同是八九”，他接着说：“八九造成了两代人对占领运动想像的不同。那一年，他们确确实实是在电视上面，或者在北京的街上，见过坦克，见过军人开枪。我觉得这个图像，对他们那代人来说，始终都是很深的创伤。到了占领中环，他们会回想到天安门，会担心今天香港的占领运动，会不会面临同一个结局……”
“你们就不会有这个担心吗？”我忍不住打断他。
“他们会批评我们：你都没有经历过八九，当然不会害怕。”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讲完这句，停顿一下，提高了声音接着说：“我会说，是，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八九，但不代表我们不明白，也不代表，因为有八九，我们就不再干。”
四周彷彿一下子安静下来，连风都停了。我低头摆正录音笔，屏住呼吸，期待着下一秒鐘就会喷涌而出的豪言壮语……
只是沉默。一阵沉默之后，毫无预兆地，对面传来了抽泣声。
我抬起头，刚刚那个冷静、理性、果敢的学生领袖好像不见了，24岁的男生呜呜地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嚼着泪水，含糊地说：“……但是根本没有希望。”
四、
“浮城从5月到9月是‘风季’，这个时期浮城里的人都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人们没有翅膀却浮在半空，只是默默地、严肃地浮着。”
这是香港作家西西1986年写在小说《浮城志异》里的话。“浮城”，由此成了这座城市自况的经典意象。
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媒体这样写香港：“1997年，浮城找到了生根的土地。”但是73岁的关信基告诉我，“正是1997，把这城市冻结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这位精神矍烁的小个子老人，在大学里教了38年的政治课，桃李满门，是本地最受敬重的政治学者之一。“1997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关信基说：“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这是97问题的核心。广义的97问题一直存在：97之前不确定，97之后‘50年不变’，反而延续了这个不确定。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
关信基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曾经对未来做过许多预测，“很多都想到了，唯有两点没有预测到”，他说：“香港是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不是抗争社会──抗争的人不需要离开，来香港就是要逃避，逃避的人是来找一个安乐窝，是追求安逸的。6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开始慢慢变化，旧的移民老了，本土人士生长起来。本土长大的人在政治上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但我会假设他们受上一代熏陶，不会让他们变成激烈的人。但我没有预测到的是，政局的变化，可以让人由本来是温和的变成激进的。我也没有预测到香港的经济动力会消磨那么快，社会流动结构会变成这么窄。这些都会逼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世代。2014年，1997出生的人17岁。我很肯定地说，新的世代已经出来，并且开始发挥作用。”
新的世代能让浮城扎根吗？根又扎在哪里呢？
再次见到周永康已经是7月2日傍晚，遮打道之夜14个小时以后，香港岛南面一个临时拘押所旁边。太阳毒辣，他和同学们刚刚获保释出来，在一个晒得冒烟的篮球场上召开记者会。
他嗓子哑了，但已经恢复冷静的表情。他对记者们说，学生在遮打道的行动只是今后一系列抗命行动的开始，“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下一代也要生活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走出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有改变……我们期望为这个社会加多一点勇气。如果这勇气可以令到其他香港人站出来，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历史角色。”
这是漫长的一天。警方凌晨2点半开始在遮打道清场，在几十家传媒和数百名民众的围观下，一点点拆开静坐者紧握在一起的手，平均四个人抬走一个人，用了整整6个小时，一直到天色大亮的早晨8点半，才抬走了坚持留守的511个人。整个过程没有爆发任何冲突，双方和平克制，引得在场的台湾社运人赞叹连连。被捕者中间，最小的14岁，最大的78岁，可以统计到的在校大学生有82人。巴士分批将他们运送到临时羁押中心，他们的罪名包括：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及协助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这也是不久后，真正大规模的“占领中环”发生时，抗命者会面临的罪名。晚上9点半之前，所有的被捕者均被释放。其中486人收到警告信，警方保留检控权利；25人则取保候审，其中包括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何俊仁和梁耀忠──曾在行动之前表达过种种忧虑的他们，还是在行动当晚来到了现场，与学生们坐在了一起。
叶咏琳和钟耀华也经历了凌晨的遮打道，秀丽清瘦的叶咏琳坐在了抗命者的队列里，钟耀华则承担了支援工作。叶咏琳告诉我：“我会觉得历史来到了，历史在我身上，我要和大家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前人的努力，我们享受过香港小小的自由，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东西，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我们是香港人。” 被警察抬走前半小时，她谈笑风生地说，已经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而第二天，夕阳里的篮球场上再见面，她眼睛更亮：“今天我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我还可以做得更多。”
钟耀华一直在警署门口等她。他热爱学术研究，却常常被女友直接了当的行动打动。几乎30个小时没合眼，这满脸憔悴的男生说自己全心全意为女友骄傲。
钟耀华说，自己从来没有抱希望，认为香港的这一场公民抗命可能“成功”。“但是每一代人，都要为历史的传承留下点什么。很多前人的经验、所做的事，是影响到我今天所做的事的。我们今天讲民主，大家追求民主的意识这么高涨，难道不是因为2003年五十万人上街吗？难道不是因为当年八九六四，北京的学生争取民主，一百多万香港人上街支援，然后支联会二十多年来坚持做纪念活动吗？我自己是1992年出生，都是没有经历过89的一代，但我自己回想，自己反抗的资源、精神、参考都是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是在做这样的事，要为下一代留下反抗的资源。而这一次是属于香港自己的。”
在抗命的现场，周永康收到了爸爸从海外发来的英文电邮，有鼓励，更多的是担忧。爸爸跟他说，他不希望成为“占中父亲”。
“占中父亲”？我一愣。
“爸爸想到了‘天安门母亲’”，周永康说。
盛夏的阳光彷彿还停留在那个篮球场上，冬天的雪花，已经倏忽而至了。
8月31日的人大决议，把学生们基于理想的“占中”预演，逼向整个占领中环运动的“最后一战”。这一次，是来真的。
8月31日当晚，在维多利亚港瑰丽夜空前竖起的巨大白板，上书两个嶙峋的墨字：抗命。占中运动发起人陈健民在数千人的集会中说，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时代的结束，“抗命时代”的开始。在把话筒递给年轻一辈的学联与学民思潮代表时，他说感谢学生两个月前遮打道的行动，感谢他们让香港看到一场漂亮而有尊严的公民抗命，他说自己这代人曾经想站在学生前面，为他们遮挡，但现在，他们站在一起。接过话筒的周永康又哭了。他说，30年前的香港大学生，如果知道“民主回归”的“民主”，是今天全国人大给的这么个方案，一定不可能接受，那么历史就会重新写过。而他这一代人，不愿意，也不能再重复历史的错误。
在几天后一次与台湾媒体视频连线的记者会上，周永康用流利的国语说出了几个月来在心里酝酿的话：“未来香港不会再有年轻人相信‘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来不会再提‘民主回归’，提出来的必定是‘命运自决’，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怎么走下去。”
这座在政治上从没有过“命运自决”空间的城市，怎样“命运自决”呢？周永康告诉我，他并没有想清楚，但确切地知道这一条漫长的路，自己和伙伴们，正站在起点。
他说下一次公民抗命，如果不用带头喊口号，他会带一本Doug McAdam的《自由之夏》去马路上看──那是讲1964年的美国，1000个大学生如何在最保守黑暗的地方投入了黑人民权运动。他们付出了牺牲。但这几个月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点燃了整个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一场运动对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影响，当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放在历史里来看可能就是彻底改变。我知道这场公民抗命，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一生。”周永康说。
正如《自由之夏》中所说：“你感觉自己将参与这历史性一刻；在一区域中，整体生活模式里很深刻的某项东西即将要转变……你正在……创造历史。从某些方面来看是全然无私无我的，但你也同时发现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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