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的历史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2004年8月11日。当天,国际能源署(IEA)调高了其对几个国家石油消费的估计数字,包括中国和沙特,并且预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每日仅有60万桶的备用产能来弥补供应中断。

在此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经很清楚,中国的石油需求在快速增长,但IEA的声明将其增长规模置于聚光灯下。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此仅5年前看上去还很平常的每桶约10美元的油价,大概一去不复返了。

这还标志着,可能被一些人称为“对全球经济的物质主义解读”的观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自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潮以来,讨论经济活动的日益去物质化变成了一件流行的事情,因为物质产品和服务被电脑存储和处理的信息所取代。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的话来说:“从原子到比特的变革是不可改变且无法阻止的。”

然而过去10年,高油价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引起的恐慌以及全球钢铁产量在15年里翻了一番都表明,有时物质是无法取代的。

有关物质重要性的现代思考的大师是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称其为“我最喜欢的作者”。在斯米尔看来,尽管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物质仍是现代经济的关键,看上去能说明去物质化的证据往往具有误导性。

在他的最新著作《缔造现代世界》(Making the Modern World)中,他举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例子。波音(Boeing)747设计于上世纪60年代,需要7.5万张、总重达8吨的图纸。而上世纪90年代,波音767的设计借助CAD,省却了所有这些图纸,还降低了成本并缩短了设计时间。然而,正如斯米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CAD系统的运行需要电脑、数据存储、通信、屏幕和电力。鉴于这些系统的复杂性,转向CAD是否整体降低了美国的物质使用量,远远不清楚。

确实,在计算能力方面,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去物质化。2011年全球销售的所有电脑的重量是1981年的60倍,但内存是1981年的4000万倍。但斯米尔教授写道,“在微型芯片并非整个设计中的主导零件的领域,就连勉强与之类似的物质减少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在一些领域,技术进步让产品变得更物质。福特(Ford) T型车(Model T)重量为540公斤;而目前最流行的车型皮卡F-150重量超过两吨。

斯米尔教授的结论是,尽管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物质使用量减少来看,去物质化是几十年来的一种趋势,而且未来还可能会持续,但全球自然资源的绝对使用量极不可能减少。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未来某一时刻,这些资源将变得稀少。

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达到物质使用量的极限,但我们知道,极限是存在的。围绕稀土的争端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紧张态势可能会对增长造成严重影响。

斯米尔教授的答案是,我们需要考虑“能源和物质使用量有节制的理性未来”。然而就像他承认的那样,我们很难看到有政治领导人准备未来给公民提供越来越少的东西;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在这里,数十亿人希望更接近发达世界的生活方式。

利用科技解决物质问题可能会产生显著的效果。并非巧合的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创新,是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它们释放了以前无法企及的页岩油气储备。物质可能是有限的,但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斯米尔教授的工作给了我们重要的提醒:实际上,我们并非能够脱离物质约束、由纯净之光造就的生物。在原子能够造福我们的地方,比特不会总能取代它的作用。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工业和能源编辑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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