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闵良臣：如此利用傅雷，居心何忍

　　 尽管眼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尽管在中国，只有鸟儿才会有“百‘家’争鸣”，可当本人看到一家网站最近在“本站特稿”一栏挂出署名胡新民的人发表在今年第四期《党史博采》杂志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据胡自己讲，他原题叫《话语艺术高手毛泽东》）时，也还是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就想问，难道作者不知道傅雷夫妇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何而死，又是怎么个死法的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像胡新民这种人不可能不知道。既如此，还要这般利用，居心何忍！

　　 胡新民在文章开篇所引傅雷给大儿子傅聪的家书中的那段话，确有其事。这封家书写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北京”，读者在198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增补本”第158页可以看到。但胡新民不知道，在他想利用傅雷证明毛泽东是怎样的“话语艺术高手”的同时，也恰好证明了1949年后这位难得的翻译家是一个多么单纯、善良而又真诚（自然，同时也是刚直不阿）的人。不仅如此，胡不经意间也还证明了他所歌颂的毛泽东在是“话语艺术高手”的同时，又是一个怎样喜欢并善于玩弄“语言”的人。

　　 什么叫巧舌如簧？什么叫口是心非？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翻手云覆手雨？在毛泽东那儿都能找到答案。但凡不信，只要读一读1957年当时身份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晚年大彻大悟的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几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就不难看到毛的“真实面目”，看到“伟大领袖”是如何阳奉阴违地玩弄“语言艺术”欺骗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①不然，再去问一问郭道晖、胡绩伟、李锐等那一代人，他们也会告诉你毛泽东是怎样一个“话语艺术高手”（当然，胡绩伟先生已经去世，问不成了）！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我们这种社会，单纯善良的人们总是容易受骗，而令傅雷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欺骗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伟大领袖”。也就在自己动情地给远在海外的儿子写下那段家书的当年，这个知名翻译家即开始遭受厄运，并最终戴上“右派”帽子。这还不算，仅仅八年后，傅雷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发动的又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竟逼得这位著名翻译家只有一死，并且是夫妻双双上吊自杀。②此时的傅雷完全明白：自己在劫难逃！

　　 这是怎样的一种无道和残忍哦！然而，近五十年后却有人还要利用天真善良的傅雷先生在对欺骗自己的“伟大领袖”毫不知情下写给儿子的家书大做文章，来赞美间接杀害家书作者的凶手！这让本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了做文章、为了歌颂自己想歌颂的人，就可以什么都不讲了吗！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当年积极出版《傅雷家书》的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绝没想到的；我更有理由相信傅雷夫妇自杀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一定恨死了自己所生活的那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恨死了欺骗他们的人，同时也恨死了自己当年是多么地天真幼稚。

　　 真个早知今日，恨不当初。

　　 被自己曾经爱戴歌颂的人欺骗还不算，最终还被其发动的运动间接地害死③，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寒心，想来只有当事人自己感受最深，我们这些局外人很难有那种体会，而至今还在利用傅雷先生的胡新民应该也绝没有那种体会。

　　 正如自己近十年前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试解一个奇特的现象》中所言，傅雷“之所以会在‘文革’中自杀，你现在可以列出一条又一条自杀‘理由’，但我以为最要紧甚至是最致命的一条，便是，他过去对新政权对毛泽东赞美得太多太多。而后来受到被自己所赞美的（社会和政权）折磨迫害，当羞丑得无地自容，别无出路，只有去死。”（见2005年第4期广东《随笔》杂志）近十年后，我当然多少也改变了自己当年的一点看法，那就是傅雷先生之所以要选择“逃避”选择“自绝于人民”，与他确实受不了那种带有羞辱的批斗以及“不白之冤”有关。

　　 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1957（包括1958）年那场阳奉阴违的“打右派”运动在先，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大革命”在后，如果不是傅雷夫妇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会自杀吗？毛泽东的“话语艺术”在胡新民看来确实“高超”极了，毛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确实“到了化境”，但如果把毛泽东当时明里暗里包括公开非公开所讲的一些话综合对照，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这个“伟大领袖”把所有人都欺骗了呢？倘若有人在傅雷夫妇自杀前就傅雷先前给儿子傅聪、傅敏所写的那些家书采访傅雷，他是不是会告诉你他要收回他对领袖的那份由衷赞叹那份感情呢？

　　 以前还没有这种感觉，可当自己看到胡新民利用傅雷家书来赞美间接害死傅雷的人时，一下子就意识到，在中国，出版这样一本《傅雷家书》，其实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家书？到底是为了谁？难道就是为了像胡新民这样的人要证明当年包括著名翻译家在内的中国人都是打心眼里拥戴那个“伟大领袖”的吗？难道就是为了今天有人利用傅雷这种白纸黑字的天真善良来歌颂间接杀害傅雷的人吗？难道就是要利用傅雷的家书来教育中国人，不论国家领袖是怎样的专制独裁，不论“祖国母亲”对自己如何残忍，我们都还是要无条件地逆来顺受吗？

　　 难怪连傅雷的小儿子傅敏在为《傅雷家书》所写的《第三版后记》中似乎也不无感动地说：《傅雷家书》发行以来，不仅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在1986年5月，“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出版总局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的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是啊，傅雷先生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可以感天动地，我们这种国家是多么地需要傅雷这样的国民哦！可就是这么一位感天动地，不仅自己爱祖国，还要求自己的儿子也要爱祖国的人却被他的祖国迫害死了。每想到此，就有一种无名的悲愤：干吗要爱戴那样一个领袖？干吗要歌颂那样一种时代？干吗要热爱当时那样一个祖国？在一个类似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的国家，所有人对这个国家的爱都被糟蹋了！当然，让中国人略感“欣慰”（这里用“欣慰”一词确实有点残忍，但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的是，这个星球上这种类似“动物庄园”的国家，不只一个中国，不论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还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都是这个熊样！

　　 胡新民很聪明，以为只要抄了原话就是铁板钉钉，别人无法反驳。可殊不知，历史大背景，历史的天空，才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然，我们现在还能把曾经天天挂在中国人嘴边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拿来证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是何等爱着他的子民或者说中国人民是何等幸福吗？不然，我们还有几个人在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呢？不错，去年韦唯是唱了，可她绝没想到，即使是在“伟大领袖”出生地的湖南，毛的那些后辈们也还是明确无误地告诉了韦唯她应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荒唐，就在于不是童话，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荒唐（借用蒋方舟一篇文章题目说法：“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且是亿万国民与“伟大领袖”同台上演着自有人类以来从未上演过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荒唐大剧，一演近三十年！而这幕荒唐大剧，恰恰是由毛泽东这个大导演一手指导的。用现在一些觉醒了的人们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毛泽东通过给中国百姓不断地洗脑，加上他的独裁专制，加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中国百姓已经被奴役了两千多年，骨子里对统治者早就没有了反抗意识，因此不论把人迫害到何等地步，人们都乖乖地逆来顺受，于是也就成全了他的统治。

　　 中国这一段历史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且任人评说；总有人，包括今天仍在歌颂那个时代歌颂独裁者的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不相信中国这段历史能永远封存，更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这样下去。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注释：

　　 ① 比如，李慎之在《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中引胡绩伟文章，“据你的文章说，毛在训话中曾说到‘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毛的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账’。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诬蔑，罪该万死！”（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6、197页。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

　　 又比如：“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愿意懂，还不如说他根本不可能懂，他的脑袋已经被权力欲塞满了。连刘邦都能听进去、听得明白的‘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第190页）

　　 再比如，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公开了他保存的当年在第一次听传达毛泽东所讲的一些话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只是由于记录的这类话太多，李慎之说抄不胜抄，只能“举几条作为例子”。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当年是如何说的吧：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② 也就在傅雷写下被胡新民今天还在利用的那段话的当年，傅雷就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给其戴上右派“帽子”。然而，到了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还是在劫难逃。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见到夫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也就是说，如此热爱“伟大领袖”的一个著名翻译家，却要说他“亲美”、“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成了“右派”。这个世界上，除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还有如此荒唐的吗？

　　 到了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傅雷已预感到自己再一次面临厄运。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文华大革命”才开始一个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他的灵魂仿佛已急不可待。

　　 后来从八月底开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他觉得动身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失去了他逗留的理由。于是，我们从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的《傅雷夫妇自杀真相》一文中得知，傅雷夫妇是上吊自杀身亡，愤然弃世：“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叶永烈在《傅雷夫妇自杀真相》中谈到他在上海公安局翻看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时有这样一小段文字：“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然而这一切，在胡新民看来肯定是异样的，至少不会像叶永烈一样“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否则，也就绝不会引用傅雷家书歌颂赞美把无数中国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的“伟大领袖”。

　　 ③ 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我们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而即使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也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2014年6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