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文革风暴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门高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学好，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以后当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从我来说，似乎也有这种能力。小学的时候，在教学竞赛里就得过两次奖，一篇作文，也上了学校铅印的小册子。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旋涡。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了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即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

　　 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五个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刘平平为文革主任。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出色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实际上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也不过是陪衬而已，最红的还是高干子女。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光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爹娘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式。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丁可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胡秀珊是北京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份划分算职员，即非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但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越过了文斗这个层次。宿舍里一些人开始被赶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个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赋很高，知识面也很广。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只见他在爷爷家生活。他爷爷家挂着一张照片，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合影，里面有周恩来、朱德，也有他的爷爷粟丰。我不了解他爷爷的历史，只知道起义失败后几经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当作地主，遣送广西老家，很快就被折腾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和粟天延见过面。那一阵，许多人家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销毁各种容易招来麻烦的东西。有一家从抽水马桶销毁东西，把全楼的下水道堵了，粪便都溢了出来。

　　 不久风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贫民，成分没什么问题；但外公家比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妇女，所以多年无所谓成分可言，文革开始后，到处划成分。一个堂舅来信说，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亩坟田。我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机关领导家里汇报，问是否要把外祖母赶回原籍。还好那位领导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妇女，她从旁拦住：二亩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岁了，赶回去不被红卫兵打死，路上也难保性命。外婆没走，也就没事。虽然虚惊一场，后来还是活到90岁，得以善终。我母亲现在说起那位领导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一个中专学校的红卫兵来我们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谁看我家不顺眼，唆使红卫兵闯进我家翻起来。家里人都慌了神。还好父亲的机关闻讯，赶来证明我家既不是当权派，也没有历史问题。红卫兵又把已经装了车要抄走的东西送回来。我父亲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革命，只好主动把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东西让红卫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两件首饰，是前些时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说到我这个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她和我母亲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从上海调到中国外文书店工作。由我母亲做媒，和一个电机工程师结了婚。姨父姓张，我小时候见过，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在家里装的吊灯很特别。后来，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劳改还是劳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压力越来越大，只好和他离婚，一个人搬进了书店的单身宿舍。后来才知道，姨父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因为母亲是日本人，便受到无端怀疑，先抓起来，后找罪名，反革命够不上，就打成坏分子，一关就是多少年。放出来之后，家也没了，最后死在福利院。我姨听说后，大哭了一场，说这一辈子对不起他。

　　 我母亲又总是说，对不住她这位表姐。过去是后悔不该给她做媒，现在是后悔不该把她的首饰交出去。可这些悲剧，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么得到去革别人的命的资格。后来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了，就开始了大串连。我和两个同学从北京到武汉、桂林、湛江、广州、井冈山转了一圈，其中从广州到井冈山是步行，回来已是冬天。到家后，才知道我母亲作为中学教职员工，也到武汉串连，实际上是串亲戚，到舅舅家住了半个月。到了1967年，学生们大多串连归来，学校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先是进驻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军训。后来又进驻了工宣队。同学当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组织。同班的刘洪生、周绍元、陈小文、张光明四个同学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主流路线发生怀疑，由中央文革而林彪，最后干脆怀疑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写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泽东像贴上房顶，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逮捕。我当时思想很正统，支配头脑的是掺着宗派情绪的愚忠。因为自己参加的组织和这几个同学的组织有磨擦，所以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批判这几个同学的“反动思想”。当时文章是怎么写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种大帽子唬人，以势压人的笔法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霸道逻辑，感觉是这下子总算是走上革命前线。现在想起来，既十分内疚，又可悲可笑。那几个同学其实是最早的反抗者，被关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来上山下乡。

　　 我因为能写两笔文章，被吸收到学校革委办小报。平时住在学校，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小报的内容无非是跟着当时隔一段就由两报一刊发表的所谓最新最高指示唱高调。哪天上级预报要发表最新指示，马上守在收音机前，边听新闻联播边记录。大多数师生，列队上街庆祝。我们则是按照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夜的原则，守在油印机前，连夜印刷。老人家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些片言只语后面有什么背景，当时既不可能知道，也没有能力去想。只是怀着一种盲目，还以为干着多么高尚的事业。如果说革命也能让青少年上瘾，当时上的就是这种瘾。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一点编辑业务的初步知识，就是在那时学下的。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法西斯式的野蛮暴行在20世纪的中国竟然重演。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们即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如果不能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公正地追究责任，反思文革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泻。

　　 当然，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弄清了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责任，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对自己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十几年前这一代人曾经嘲笑老一代死抱僵化的传统不放。如果这一代人今天也死抱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放，自己也将很快成为新一代人眼中的唐吉诃德。可悔的应该是造就这一代人的政治文化，无悔的是这一代人正好是这种文化的掘墓人。

　　 当然，我也不赞成把“红卫兵思维”、“红卫兵心态”泛化，当作嘲笑每一代青年人的口实。即便是这一代里当过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文革积极参加者，他们身上也还是有一些可贵的东西，是需要挖掘出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驯服工具到盲目造反，再到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转变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是从这一代人身上发生和完成，所以我们在从传统社会走上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为了说明这个进程，我想先追溯到红卫兵诞生之初。

现在，红卫兵已经被泛化为一代人的符号，其实红卫兵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红卫兵是指北京清华附中等校的一批中学生。他们在1966年夏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小团体，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直接支持。他们的代表作便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这三篇文章当时上了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这些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主要是他们干的，当然这种摧毁文明的蠢事得到了林彪代表毛泽东的支持。老红卫兵多数是高级干部子女。当时有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成为老红卫兵的组织纲领。这种思潮的发生，也不是这些年青学生所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