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到新疆，中国都在严厉地压制政治异议，而且它和俄罗斯、伊朗、朝鲜关系紧密。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怀有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他们本以为，“建设性接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更开放、更民主。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邓小平启动经济自由化35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面对着剧烈的社会矛盾，正在运用物质上的繁荣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合法性。它既抛弃了走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承认人权和公民权——美国原本希望，中国取得惊人的经济崛起后，就能产生这些转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精心计算的自身利益，罔顾美国努力推动的国际制度、标准和义务。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看做竞争者，以及潜在的对手。
究竟哪里出错了？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时，北京寻求与华盛顿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从而遏制其感受到的苏联威胁。到80年代末，中国不再担心苏联，不过仍然愿意倾听，也愿意学习美国军队的经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感到赞赏。在这期间，中国积累了农业、工业和技术实力，军事现代化一直是次要的任务。迟至2005年，在了解自身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仍在羡慕美国。当时有一位人脉广泛的年轻共产党领导人对我说，“中国知道你们和英国是好朋友，是英国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了你们。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好朋友，这样你们就会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我们。”
如果说中国对美国的评估有一个转折点，那可能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后续事件。尽管仍然尊重我们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国开始认为美国是一个陷入颓败的体制，其经济债务负担沉重，其政府无法正常运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也很容易会被取代。在2011年，一个位置显赫的中方人士告诉我，中国的新领导层希望主导南海；地区内的竞争者，如越南，要屈从于它的雄心，不然就会“受到教训”；而如果美国干涉，我们的资产也会成为目标。
到2013年，此人的警告显得更加险恶：“我们能看到你们的隐形飞机”；“我们有自己的GPS系统，而且能击落你们的”；“我们了解你们所有企业，甚至NASA的技术，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家为你们研究的”；“你们没办法与菲律宾建立任何军事联系，除非我们允许，因为中国通过香港每个月向菲律宾汇款35亿美元”；“中国造船厂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一直在不停工作”；“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有超过30艘船下水”；“到2019年，中国部署的航空母舰将达到四艘”。
中国不寻求发起冲突，它通过灵巧地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并配合以巨大的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大部分目标。但中国也不会回避冲突，它过去就曾“先发制人”，而不是防御性地运用军事力量。危险在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寻求让外界承认其实力和权利时，无论是蓄意为之还是出于误判，都可能掀起冲突。
然而美国面临的更深层的战略问题在于，中国对贸易、法律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机制所构成的更为根本的挑战。这套机制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战略崛起耐心、细心、有远见，对于上述机制全都造成了威胁。就像美国寻求让全世界采纳民主价值观，在国际行为中遵从美国的规范一样，中国也会寻求推行一些机制、建立一些关系，来支持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推动各国不应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
如果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组织原则占了上风，那就意味着，包括法治在内的西方制度与价值观会遭到根本性动摇。这将是一种倒退，是回归到力量均势与势力圈的19世纪理念。按照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说法，问题在于，“中国能否与我们合作创建一个国际架构，从而让我们或许可以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一个崛起的大国能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并能促进和平与进步？”
在剖析中国的时候，美国必须超越简单的历史类比。在规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代表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个世纪前的德国，虽是一个有战争意愿的崛起中的强国，但它从未在人口与工业规模上匹敌美国，而且30年代以前没有形成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单一政党统治。中国也不像经济上隔绝于世的苏联。历史上并不存在先例。
20多年来，美国的对华策略在“接触”与“遏制”之间走钢丝，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如出一辙。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宣布的“转向”亚洲策略，被外界视作直接针对中国，是向遏制的一种转变。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美国不仅调整了力量，还更新了与盟国的防务协议。美国正在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旨在建立一个包含其他11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但中国被排除在外。
随着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更强势地推行其领土主张——包括一部分人甚至对冲绳提出了主张，而那里是美军的驻扎地——美国正被拖入地区争议之中。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该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均有求于美国。面对中国新近摆出的强势姿态，这些国家急于寻求保障和支持，但同时也担心会激怒中国。积极迫使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在中国和我们地区盟国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将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将强调，在多边论坛上通过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并履行对盟国的承诺。相比之下，中国却把这种国际秩序及正式责任视作对己方严重不利。
对于前路之坎坷，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中国在按照自己的长期规划行事，背后的动力是其自身的利益。按照某些估算方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在未来10年里超越美国。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军事实力将颇为强大。这种实力包括航空母舰、陆基航空力量、潜艇和弹道导弹技术，均可用来对付美国部署在东海和南海的航母。就算没有任何军事冲突，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势也将影响中国到底是倾向于强势进取、威逼恫吓，还是做出妥协。
中国人必须明白，其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会导致某些后果。例如，在中国不断夸耀其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的同时，美国一定不会排除加强其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我们应该坦率地向中国解释这种情况。中国正在密切观察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那里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对亚洲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帮助中国了解，如果它坚定地与俄罗斯越走越近，只会激怒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转向亚洲”是合理的，但其代价绝不可以是牺牲我们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义务。
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努力说服中国，它的利益并不在于狭隘的自我膨胀，比如扩大领土范围等等，而在于分担与其财富和实力相称的全球领导责任。全球性的治理机构——联合国(United Nation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们仍是确保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框架。中国无论有多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果背离这些机制，也会落入孤立和防守的境地。
虽然从长远来说，美国人应该希望中国拥抱民主和人权，但在短期内，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有权建设自己的政府体系，对于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公平，也有其自己的标准。美国应该坚持要求中国像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遵守《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我们必须帮助中国看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尊重基本人权之间，存在着区别。（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必须证明自己接受了全球领导责任，例如，加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步伐会像美国人希望的那么快。
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一个看法是，它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但这个愿景远远不算是板上钉钉。我们的自然资源、法治、创业文化，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科学上的巨大领先优势，都是对我们有利的重大因素。世界各地的人都希望到美国生活和工作——富有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他们寻求美国法律的保护，推崇在美国找到的个人自由。中国就没有这些吸引力。
如果我们要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制衡性的力量，美国就需要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愿景：基于能源独立的、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充满活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坚定自信的、有耐心的、有盟友支持的外交；能在危机中与中国对峙的军事实力。随着这些方面的到位，我们就可以以一种促进全球繁荣和稳定的方式，帮助中国获得其应有的一个全球领导者的位置，成为一个可能与美国同等地位的国家。也许到那时，中国的领导人会觉得足够安全，能把真正的民主给予公众。不过，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韦斯利·K·克拉克(Wesley K. Clark)是一名顾问，也是退役的美国将军，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本文摘编自他最近撰写的《不要等待下一次战争：美国增长和全球领导力策略》(Don’t Wait for the Next War: A Strategy for American Growth and Global Lead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