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24周年:东德转型为何缺少清算?
柏林墙的倒塌,成为苏联集团垮塌的标志,那是全人类的狂欢节。狂欢过后,终究要归于平静,然后,面对实际。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是如何转型的?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但由于某种原因,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东德发生了什么,或者,知道东德发生了什么,却不知道为何如此演绎。
由信孚研究院和凤凰网组织的“名博东欧访问团”第一站就选在德国。访问了德国外交部,与德国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弗兰科哈特曼(Frank Hartmann)先生座谈;访问了德国议会,与联邦议院达格玛斯科米(Deutscher Schmidt)等5位议员座谈。在两次会谈中,我所关心的问题都是:1,德国的私有化进程为何很少有人利用公权力掠夺原来的国有财产。2,德国在转型中为何对前东德官员的罪行缺乏清算。
答案耐人寻味。
前东德的私有化进程非常平稳,以至于德国外交部和议员们均认为私有化过程中的经验不少,需要检讨的地方也不少,但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发生权力的抢劫,却是肯定的。这一结果是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对公有制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让市场配置资源,这显然是利国利民,无需争论。然而,在私有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人利用权力去鲸吞原国有资产?答案是:成立了“Treuhandanstalt(托管局)”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私有化改造。托管局拥有3000名雇员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程序透明,过程透明,权力没有机会。核心观点是:唯有民主制度能够保障市场机制的公平,也可以保障私有化过程的公平。
对前东德官员的清算,主要集中在与柏林墙有关的人员上。下令开枪、或者执行开枪命令的人被判刑。其他人则很少受到惩罚。前秘密警察头子也仅仅被判6年徒刑。为什么,难道和解就是无视罪行吗?为了和解,就可以抹杀是非吗?答案是:尽管受到苏联那种邪恶体制的操控,德意志民族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前东德官员对人民的迫害,相对于亚洲某些集权国家政权对民众的迫害,简直微不足道。其实这也与德国的民族特性有关。即便在希特勒时期,德国人也是屠杀犹太人,屠杀别国人,而善待本国公民。他们没有暴力杀戮本国公民,也没有以大饥荒的方式饿死过千万国民。因此,两德统一后,德国民众认为前东德德苦难主要来自苏联,由此,基本的共识是Compromise(和解),赦免了前东德大部分官员。
那么,财产呢?即便刑事上不清算,至少要进行财产的清算吧。如何去没收贪官们的财产?答案竟然是:基本没有没收官员财产。原因是:前东德时期,所有财产被政府牢牢控制,特务机构遍布全国,构成了对官员的监视。官僚们享受大量的特权,但并没有机会去积累惊人的财富。这种“有特权,无财产”的状况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十分相似。因此,新政府仅仅没收了现金财产大约折合16亿欧元,没收了约2000栋建筑和160家企业。这些资产都是来自某些政党和社团,而不是官员。
德国的和平转型令人万分羡慕,其经验对其他国家有启发吗?
这时候,我们就充分理解那句“国情不同”了。东德以及东欧,走的是“先政治变革,后经济改革”的道路,阻力甚小。而那些“不改政治,只改经济”的国家完全不同。
在今天的中国,官员们“既有特权,又有私产”。官员们利用改革开放,集聚了巨额财富。他们既希望通过私有化来洗白自己的赃款,又担心民众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就顽固地试图阻止变革的到来。
中国终将转型。那么,我们的转型,会像东德那样平稳、像东德那样缺少清算吗?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首先,转型之路将异常艰难。其次,对贪官罪行的赦免显然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可,更难以得到法理上的解释。
转型后的德国,会为中国未来的转型提供什么帮助?对方的回答也令人失望。他们说:“中国与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你们;你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变革,而不能期待外界的压力”——所谓的“反华势力”,拒绝反华,甚至拒绝干涉内政。这步是特例,而是成就以来的事实。
其实也不必悲观。苦难的中国人民,历经了秦暴政以来2000年的专制统治,我们忍受苦难,我们努力前行,我们一步步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努力修正。我们相信,以江泽民先生、胡锦涛先生为核心的前两届政府已经奠定良好基础,以习近平先生为核心的新一届政府更是举措得力。
新一届中国政府在“清算”和“民主法治”两方面做出了赢得百姓支持的举动:一方面,空前的反腐力度,反腐成效,已经直接否定了某些说客所宣扬的对贪官的“赦免”;另一方面,政治变革与法治建设将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得到推进,民主法治将保障中国走上一条中国式的的转型之路。这两方面,与德国的转型之路不相同,但是进行了良好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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